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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的人性说及其历史观-lunwen.5151doc

修昔底德的人性说及其历史观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6-27

【作者简介】李永明,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研究所;
易宁,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人性一词有较为广泛的涵义,包括天生的、自然而来的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人类所共有的品性、能力、生理特征等等。修氏特别关注的是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人类所共有的本性,即人追求权力、财富和荣誉的欲望、好斗性以及人的情绪等等。欲望、好斗性和情绪等人类非理性的本性是永恒不变的,然而它们又通过具体变化着的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结合或冲突,从而形成为人类的活动。修氏以人性说为基础建构自己的历史观。他揭示了客观历史自身存在的理性:历史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联系不断加强的方式表现其发展的理路。人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历史的本质就是人性。历史理性与自然理性无关,与道德理性背离。修氏的历史观反映了希罗多德之后古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变化。对古希腊史学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摘 要 题】历史理论
【关 键 词】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人性说/古希腊/历史观
【正 文】
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前460—前400)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省称《伯战史》)是一部在西方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修氏主要叙述了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雅典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发生的、对希腊城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一场战争,同时也表达了深刻的史学思想。在修氏的史学思想中,人性说占有重要的地位。西方学者一般认为,修氏视人性为历史的基本动因,并以人性说为基础建构自己的历史观。他的历史观对西方史学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些方面的问题,作一些讨论。
    一
人性,古希腊文Φνσιs,拉丁音读physis(注:为排印方便,本文所引古希腊文字除第一次引用者外,均用拉丁字母音读表示。),英译作nature,中文译为自然、本性[1](P610)。Physis是名词,其源自动词Φνω,拉丁音读phyo,词义为产生、成长等。physis一词大概最早为爱奥尼亚哲学家所运用,以说明自然界事物的产生、变化及其特征[2] (P82—83)。至公元前5世纪,此词更多地指人的本性。从自然的physis转到人的physis,表明古希腊思想家开始关注人及人类社会,反映了哲学思想的巨大进步。physis指人的本性,其涵义较为广泛,包括自然而来的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人类所共有的品性、能力、生理特征等等[3] (P351-353)。修氏对人性的认识,深深地印有时代的烙印。例如,他称赞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有天生的政治才能,“能极自信地表现出本性智慧的力量”[4] (Ⅰ. 138)(注: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以下省称Thucydides。本文所引Thucydides文字据R. Crawley的英译本(Thucydides, translated by R. Crawley. New York, 1934. 中译文参见徐松岩的译本),亦参考罗易布丛书斯密司的英译本(Tucydides, translated by C. F. Smith, London and New York, 1928)和华尔纳的英译本(Thucydides, translated by R. Warner, Penguin Books, 1972)。)。他记载科林斯人的话:“雅典人的本性是自己不享受安宁的生活,也不让别人享受安宁的生活”,“而斯巴达人的本性则是所做的事少于其实力所能做的,总是不相信自己的判断”[4] (Ⅰ. 70)。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二年,雅典发生大瘟疫。修氏说:这种疾病的特点难以用语言描述。“它对个人侵害之大,是人性所不能容忍的。”[4] (Ⅱ. 50)此所谓人性,指的是人的生理特点。尽管《伯战史》中人性一词的涵义比较广泛,然而作为历史学家,修氏关注的是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人类所共有的本性。他的人性说是通过叙史以及对史实的分析表达出来的。
据《伯战史》记载,希波战争结束后,雅典不断对外扩张,与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矛盾十分尖锐。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斯巴达曾召开公民大会,邀请受到雅典侵害的城邦参加,讨论是否对雅典宣战。此时,因处理他事而留居斯巴达的雅典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在会上为雅典的扩张行为作了辩护。他们说:雅典的行为“没有违反人性”,“因为弱者应当臣服于强者,是一条早已存在的法则”[4] (Ⅰ. 76)。在雅典使者看来,弱者应当臣服于强者,也就是强者应当统治弱者,这是一条符合人性的早已存在的法则,所以,雅典人的扩张行为是完全合理的。在《伯战史》著名的米洛斯对话中,雅典人对人性有更为深入的阐述。雅典大举入侵米洛斯,面对强大的雅典军队,米洛斯人承认自己是弱者,企图说服雅典人放弃入侵行动。他们说:作为被侵略者,正义在自己一边,神将保佑持有正义的人。雅典人则答道:
我们的主张和行为在任何方面与人们对神的信仰或人们的习惯并行不悖。我们对神灵的信仰,对人的认识,使我们相信,来源于神性和人性的必然法则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扩张统治。这个法则并不是我们首创的,也不是我们首先将它付诸行动的。我们发现它早就存在,并且将使它永远存在[4] (Ⅴ. 105)。
上文提到,雅典使者指出强者统治弱者是一条一直存在的、符合人性的法则,这里雅典人又明确指出,这是一条来源于神的本性和人的本性的必然法则[5] (P173)。这一法则是必然的、永远存在的,其来源的基础—神性和人的本性也是不可能变化的。这种人性不变的观点,是修氏特别强调的。
人性一方面表现为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弱者臣服强者时,却力图摆脱强者的统治。后者就城邦而言,是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伯战史》全书。上引米洛斯人为摆脱亡国命运而提出的理由,尽管是那样苍白无力,却流露出对独立和自由的深深渴望。曾经臣服于雅典的米提列涅人最终走上反叛的道路。在处理米提列涅人的问题上,雅典政治家克里昂和狄奥多图斯有不同的意见。前者主张杀死所有的米提列涅人,后者则主张采取宽大政策。然而他们却有一点共识,即那些被剥夺自由的国家总是一有机会就反叛,这是出于人的本性[4] (Ⅲ. 46; Ⅵ. 20)。受雅典控制的塔索斯邦摆脱了对雅典的依附地位。修氏对此评论说:“在雅典的许多属国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因为这些城邦一旦建立稳健的政府,享有行动的自由,他们就追求绝对的自由,不会理睬雅典人向他们提出的有关法律和秩序的空洞说教。”[4] (Ⅷ. 64)而弱小的城邦获得自由和独立后,又会顺从人性追求统治其他弱者的权力。正如雅典人对米洛斯人所说的:“你们和其他人如果有了我们现有的实力,也会做我们现在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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