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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野中的“革命” ——西方“革命学”研究历程评介(之二)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6-27

【标题注释】(1)Theory of Revolution或Study of Revolution,仅依汉语习惯译为“革命学”。显然,这一译法并不准确。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逻辑严密,深刻而精辟,但似乎同样不能译为“革命学”。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由于篇幅所限以及本文评介仅限于20世纪以来的革命研究,而未能在文中充分予以评述,但从介绍的有关理论中,我们仍然可以察知其影响。(2)西方学者从其学术传统和价值观出发提出的很多观点不仅有悖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就其学术观点和学术价值本身来看都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也是笔者所不能同意的。(3)本文涉及的西方学者中,其中部分作者的著作已在国内翻译出版,但对于与“革命学”相关的理论和流派进行系统的归纳介绍,特别是有关其研究取向和历史流变的著述,笔者尚未见到。本文基本采用了美国政治学家Jack A. Goldstone的分期办法。谨致谢忱。参见Jack A. Goldstone( edt. ) . : Revolutions: Theoretical,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tudies Thomason-Wodsworths Press Canada 2003“导言”。
【作 者】王泽壮
【作者简介】王泽壮,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内蒙古 通辽 028043)
【内容提要】20世纪的西方学术在融合和分化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西方现实需要的强大推动下,兴起了众多交叉学科和研究领域。如“现代化”理论一样,“革命”也是西方学者多角度、多层面地加以探讨的活跃领域之一。西方学者真正以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研究“革命”是自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迄今为止大致经历自然史阶段、一般理论、结构—功能理论和行为主义革命理论等四个阶段。其研究方法和取向各不相同,反映了西方“革命”研究的多维视野。
【摘 要 题】学术史
【关 键 词】西方“革命学”/西方学术
【正 文】
    四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末)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注: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有茜达·斯科克波尔、李普赛特、艾森斯塔德、詹姆斯·斯科特、约翰·杜因(John Dunn)等。)各个国家在社会结构上是不同的,因此会发生不同类型的革命。革命是国家结构功能削弱、精英与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大众起义三个因素互相结合,共同作用的产物。他们的理论从三个假设的命题出发:[3] (p13)(1)任何国家皆为能够掌握其社会中全部资源的组织;(2)任何国家与他国在领土、军事实力或贸易等方面都存在着竞争;(3)某些种类的国家在竞争中可能表现不佳并容易产生严重的政治危机。因此,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全部是围绕着“什么类型的国家最容易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的。
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在与他国的竞争中会遭遇难以抵御的外来压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俄国被比它发达的德国打败;同样,18世纪法国与比它先进的英国发生战争(七年战争)后,法国丢失了大量海外殖民地,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于是催生了法国革命。19世纪和20世纪,日本、中国和土耳其都是在与西方强国的战争失败后才爆发革命或革命性的改革运动的。他们把军事失败视为爆发革命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很牵强。我们经常看到战争失败的国家并没有爆发革命,其国家(政府)也并未崩溃。一般而言,国家内部组织机构崩溃的可能性大小取决于其组织机构内部精英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而不论这些精英是世袭贵族、地方地主还是僧侣。斯科克波尔指出,国家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或加强权力的措施以应付国际压力,通常会冒犯精英利益,因为国家这一目标会对传统的精英特权造成损害,对精英掌握的各种资源构成威胁。因此,国家是否陷入危机就取决于精英影响国家的程度和利用其自身掌握的资源对抗国家的程度。[11] (p4)例如18世纪法国君主在扩大税收问题上需要由贵族控制的国民议会的合作,而议会有权限制和否决君主颁布的敕令。而伊朗以霍梅尼为首的乌莱玛因为巴扎商人的经济支持以及在清真寺和各类学校中的巨大影响,加上国际上支持,使霍梅尼控制各种资源,才可能使礼萨汗的强大统治陷于崩溃。应该说,茜达·斯科克波尔把法国革命的根源归于七年战争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是用她的观点来理解20世纪亚洲革命史,包括中国在内的革命广泛兴起的原因,倒是十分有益的。
另外,该派理论家也注意到军队是否忠诚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军队军官大都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对平民百姓灌输军队对国家的重要意义,而且军队又与百姓互不联系,那么军队则是平抑国内动荡的可靠工具。如果军队都来自土地精英阶层,那么在土地精英与国家发生冲突时就会同情本阶层而站在土地精英一边。而且,军队倘若与平民百姓关系密切,便会削弱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没有忠诚可靠的军队,这样的国家极易爆发革命。
显然,在结构—功能主义者来看,国家结构功能的削弱或丧失是革命爆发的前提之一。那么哪种社会结构功能最容易削弱或丧失?他们认为有两种。第一是国家与精英之间的关系状况。即使政府官僚体制外没有存在一个强大而独立的精英集团,但国家与精英冲突仍能发生。梯姆伯格(Trimmburger)认为,官僚体制内部占据行政或军队重要地位的,但又未拥有土地或与地主阶层关系疏远,而同时又接受服务国家和精英意识较浓的这类人,最容易向政府发难。或者政府给予这些人特殊地位,也可能促使他们向政府发难。一旦外国军事或经济压力出现时,如果他们认为政府不具有应付这种压力的能力,他们就会发动“精英革命”(Elite Revolution)。[12](p101~103)精英会利用他们所拥有的强大的政治或军事背景去获取国家控制权,重新提取和分配社会资源去应付国家面临的军事或经济压力。正是因为他们自身与经济结构的关系不深,才有可能采取非常激进的措施,如土地改革、弱化传统势力的影响,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等去应付国外压力。例如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1898年中国的维新运动、1923年凯末尔建立的共和国以及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军事政变等。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中,首先对体制发难的也是这些国家共产党内部的精英成员。第二,有些国家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施惠基础上的(Basis of patronage),这类国家行政高度个人化,政府领导人维护其政治地位的手段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高度专业的科层制度,而是依靠一套施于恩惠以获得精英或下级官员支持的制度来维持的。其科层制度发育不良,军队系统内部相对独立,为了获得行政官员或军官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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