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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野中的“革命”——西方“革命学”研究历程评介(之一)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6-27

【标题注释】(1)Theory of Revolution或Study of Revolution,仅依汉语习惯译为“革命学”。显然,这一译法并不准确。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逻辑严密,深刻而精辟,但似乎同样不能译为“革命学”。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由于篇幅所限以及本文评介仅限于20世纪以来的革命研究,而未能在文中充分予以评述,但从介绍的有关理论中,我们仍然可以察知其影响。(2)西方学者从其学术传统和价值观出发提出的很多观点不仅有悖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就其学术观点和学术价值本身来看都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也是笔者所不能同意的。(3)本文涉及的西方学者中,其中部分作者的著作已在国内翻译出版,但对于与“革命学”相关的理论和流派进行系统的归纳介绍,特别是有关其研究取向和历史流变的著述,笔者尚未见到。本文基本采用了美国政治学家Jack A. Goldstone的分期办法。谨致谢忱。参见Jack A. Goldstone( edt. ) . : Revolutions: Theoretical,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tudies Thomason-Wodsworths Press Canada 2003“导言”。
【作 者】王泽壮
【作者简介】王泽壮,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内蒙古 通辽 028043)
【内容提要】20世纪的西方学术在融合和分化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西方现实需要的强大推动下,兴起了众多交叉学科和研究领域。如“现代化”理论一样,“革命”也是西方学者多角度、多层面地加以探讨的活跃领域之一。西方学者真正以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研究“革命”是自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迄今为止大致经历自然史阶段、一般理论、结构—功能理论和行为主义革命理论等四个阶段。其研究方法和取向各不相同,反映了西方“革命”研究的多维视野。
【摘 要 题】学术史
【关 键 词】西方“革命学”/西方学术
【正 文】
中国古人曾经用“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来描述急遽而深刻的社会变化,这其中隐含着积极、肯定的价值取向。公元前21世纪,古埃及旧王朝时代法老珀辟二世被推翻时,曾有这样一段文字来描写当时的情形:“真的,许多死者被葬在河里;河流是坟墓,而尸体防腐的场所已变成河流。”“真的,贵族是不幸的,然而贫民则十分愉快。每一个城市都说:‘让我们镇压我们中间的有势力者吧。’”“真的,国家像陶轮一样翻转过来;强盗是财宝的占有者,而[富人则变成了(?)]抢劫者。”“真的,[南方的]船已被破坏;城市被毁灭而上埃及已变成空虚的荒野。”[1] (p7-8)这段描述,反映的也是革命时期的场景。至于近现代以来发生的无数次大小规模的革命更是不胜枚举。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和平时期是常态和主流,但革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和变迁的时刻。因此,世界历史正是在和平与革命的相互交错中开辟了通向现代的发展历程。各大文明单元,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过革命的洗礼。四千多年前的文字,至今读起来仍有惊心动魄、刀光剑影之感。
为什么一个貌似强大的统治会被他的“暴民”推翻?从这一政治现象发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成为一个令无数学者着迷,努力寻找但至今也没有完美答案的古老问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托克维尔、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对这一问题都提出过一些独到的见解。20世纪以后,西方学术界有关革命的研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众多学科积极参与、共同研究的学术领域,有精辟见解的成果也不断问世。但是,就我国的学术界而言,可能是囿于学术成见或意识形态敏感话题而自我设防,因此纯粹学术意义上的“革命”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注:钱乘旦:《“革命”研究:革命的原因、性质和目的》,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这显然不能适应新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本文拟从西方“革命学”兴起的背景、主要流派及学术观点、发展阶段特点等方面对20世纪西方学术界“革命学”研究的历程进行初步评介,以期推动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开展。
    一 西方“革命学”兴起的背景
20世纪初,美国在世界上崛起之后,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其官方和学术界对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国的历史与现状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研究。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欧洲大陆很多著名的社会学家纷纷移居美国,从而给美国的国际学术中心地位注入了活力,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开拓了众多的学术领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繁荣与发展。美国的社会学与政治学在吸收和光大西欧学术传统的基础上,逐渐从纯粹思辨转向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原则出发,以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为核心,选定研究课题。以托马斯·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和以提尔科特·帕森斯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对扩大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方法论,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帕森斯系统地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系统理论。这一理论虽然从60年代以来在国际大动荡中受到了挑战,但至今也不能说它已失去方法论的意义。
二战后,行为主义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兴起。与社会学繁荣发展的背景一样,政治学研究对象也随着方法的更新而扩大,其研究多从宏观的、比较的、历史的、分析的视角入手,多层面多角度地展开。政治学家用历史的方法,历史学家用社会学的方法,社会学家关注社会变迁,研究政治变迁的历史根源。现代化理论、比较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发展政治学、比较政治分析等众多新兴学科在这种融合与交叉中诞生。1960年~1975年,哈佛大学邀集巴林顿·摩尔、李普塞特、丹尼尔·贝尔、霍曼斯、茜达·斯科克波尔、沃哥尔等一批名学者举办研讨会,广泛地研究了社会理论、社会分层、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期间还专门研究了罗斯福新政、19世纪以来美国的社会公共福利史以及比较革命史(Comparative History of Revolutions)等。这些学者大都是“通才”,既是社会学家也是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如茜达·斯科克波尔曾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兼任政治学教授,随后又与彼得·伊文斯共同担任美国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会(SSRC)资助的“国家和社会结构”大型项目的主持人。[2]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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