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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逊与中国后现代理论的缘起-lunwen.5151doc

詹姆逊与中国后现代理论的缘起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8-16

  1985年9月到12月,应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和国际政治系国际文化专业的邀请,美国杜克大学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演讲。在演讲中,詹姆逊不仅毫不客气地自称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还在所列的必读书目中强调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使听众颇感新奇。虽然自1982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已有长足发展,但在思想文化交流方面却仍未具规模。就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的译介而言,除李泽厚主编的当代西方美学译丛外,文学批评方面只有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1980年)、韦勒克的《文学理论》(1984年)等教材式的著述译成中文出版,而大量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文化理论以及文化研究方面的理论译介工作乃是1990年以后的事。

  詹姆逊强调他是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此区别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身份”,至少表明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与当时中国学者的理论资源的显著差异。詹姆逊读过的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是间接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那里接触到的。毛泽东的这两部著作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影响很大,成为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对阿尔都塞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阿尔都塞又是詹姆逊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前辈和楷模,因此阿尔都塞的必读书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詹姆逊的必读书。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成为詹姆逊与中国学者产生分歧也产生交融的一个契机。同一种文化理论的不同读法,以及同一种世界通过不同理论视野的观察凸现巨大差异。这正是这场演讲的魅力所在。

  “文化”这条线索,不仅贯穿了北大演讲的内容,也从此以崭新的含义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詹姆逊把生产方式、宗教、意识形态、叙事分析和后现代主义都变成了“文化”通串下的现象。根据比利时经济学家恩内斯特·曼德尔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期,詹姆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发展进行了对应性的时代划分,即对应于第一阶段市场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对应于第二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和对应于第三阶段晚期资本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詹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逻辑,代表了对世界和自我的一种新的体验。在资本主义的晚期阶段,尚未被资本主义占领的最后两个领地自然和无意识也被殖民化和资本化了。被商品化的后现代文化抹煞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大大扩展了自身的疆界,从而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如此,后现代文化与商品生产的密切关联还把文化产品变成了消费品,因此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消费社会。詹姆逊总结了后现代文化的特征:零散化,平面感或无深度感(或距离感的消失),历史感或历史意识的消失,以及机械模仿和复制等。总起来说,他对后现代主义持批判态度,但这是理论批判,而不是道德批判。在1991年出版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他对这些概念和观点逐一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分析。

  事实上,这次演讲[1]构成了詹姆逊批评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他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得以全面系统发展的端倪。虽然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在零散的单篇文章中提出自己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但全面系统地向世人介绍自己的这种理论,北大演讲还是第一次。另一方面,他在此之前的理论著作与后现代主义几乎没有直接的联系:《萨特:一种风格之缘起》(1961)论述的是萨特及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系统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语言的牢笼》(1972)则以结构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为研究客体。如果说这些研究著述与他的后现代文化理论有什么具体联系的话,那也只能说是一种理论上和知识构架上的准备。北大演讲为他后来对后现代文化的系统研究提供了契机,激发了他对后现代文化进行全面研究的热忱。在此后的几年里,他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晚期发展阶段,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西方的各种新的批评方法,尤其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来透视、分析和批判消费社会的种种文化现象,终于在1991年完成了《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把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理论推向了巅峰,这部著作也因之被誉为后现代性研究的里程碑。在书中,詹姆逊不仅就后现代、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基本问题与利奥塔、法国“新哲学”和后结构主义者构成了对话,而且就时空动态、文化逻辑、地缘政治和全球化等焦点问题提出了颇有影响和最具争议性的见解,在美国乃至西方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次演讲对中国学界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詹姆逊来华之前,国内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文章寥寥无几,比较重要的有董鼎山的《所谓“后现代派”小说》和袁可嘉的《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基本上是在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加以介绍和概括批评,属于综述性文章。在概念、术语和表述上具有深刻后现代文化理论内涵的一种批评话语此时尚未出现。1986年,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王宁、王一川、王岳川、陈晓明、张颐武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从这本书中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性,接触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家们及其全新的理论话语,开始领悟其深刻的思想内涵,激发了他们研究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热情。[2]此后不久,通过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大量译介,这种批评话语和思维方法也被应用到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并以此阐述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现象。这导致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和文化批评界的“后现代”热潮。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联合召开了以“后现代:台湾与大陆的文学形势”为主题的研讨会;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和南京《钟山》杂志社联合召开了后现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此后,电影、小说等领域也都先后召开了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艺术的若干讨论会。这一时期发表的比较重要的相关著作有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1992年),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1993年),王宁的《多元共生的时代》(1993年),王治河的《扑朔迷离的游戏》(1993年),张颐武的《在边缘处追索》(1993年)等,虽然这些初期的理论阐述仍存在着许多尚需改进的地方(即使是被译介的西方后现代理论也仍属形成过程之中),真正意义上的与西方学者的对话尚未展开。但是,中国学者已经开始以自己的不懈努力让西方学者注意到了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并不是西方学者的专利,也不是只有西方的单一模式,它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甚至第三世界国家以某种变体出现,[3]并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在此后的几年里,关于西方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介绍性和研究性论著频频问世,如陈晓明的《解构的踪迹》(1994年),郭贵春的《后现代科学实在论》(1995年),赵一凡的《欧美新学赏析》(1996年),陆扬的《德里达———解构之维》(1996年),徐贲的《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1996年)等。这期间关注后现代主义和詹姆逊理论的文章也逐渐增多,比如刘峰的《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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