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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与解构批评的启示:重新思考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8-16

【内容提要】
文章从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的批评理论特征及其留给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遗产。作者认为,德里达留给后人的文学理论遗产主要体现在他对文学本文之封闭结构的质疑乃至拆解,对结构主义批评之后的文化转向的推波助澜和对文学文本和翻译文本之终极意义的怀疑,从而为后人对既定的理论进行重新建构、对前人已有定论的解释以及传统的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和建构铺平了道路。在新的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进入了一个“后德里达时代”,在这一时代,虽然解构的大潮早已衰落,但解构的原则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人文学科的各个相关领域。
 
【关键词】 德里达/解构/文学理论/文化批评

    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理论的一代宗师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于2004年10月8日在巴黎与世长辞。毫无疑问,这是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在经历了福柯、拉康、德勒兹、利奥塔等大师的辞世以来西方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又一次最重大的损失。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述各位大师级人物的相继去世标志着后结构主义盛极至衰的话,那么,此时德里达的去世则标志着解构主义的终结,也就是说,当代哲学和人文思想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德里达时代”(Post-Derridian Era),或者说一个“后理论时代”(Posttheoretic Era)。在这样一个“后德里达时代”或“后理论时代”,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命运及其在未来的前途将如何?正如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新著《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中所哀叹的:“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雅克·拉康、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杜塞、罗兰·巴尔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开拓性著述已经远离我们几十年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露丝·伊瑞格里、皮埃尔·布尔迪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爱莱娜·西克苏、于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爱德华·赛义德早期的那些具有开拓意义的著述也远离我们多年了。”[1](P1)确实,按照伊格尔顿的看法,在近十多年内,随着上述大师的离去或逐渐年迈,当代文化理论并没有出现什么震撼人心的巨著,理论的衰落和虚弱无力已经成为无人可以挽回的事实。照他看来,由于文化理论提不出什么新的思想观点,因此,在“9·11”之后以及其后的伊拉克战争之后,“一种新的即将来临的全球政治阶段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对于这一点甚至最为与世隔绝的学者也不能不注意。”[1](P7)在列举了一系列令人沮丧的例子之后,伊格尔顿总结道,“文化理论简直无法使对阶级、种族和性别所做的同样叙述作出详细的说明……它需要不惜代价去冒险,摆脱一种十分令人窒息的正统性并且探索新的话题”。[1](P222)当然,伊格尔顿这本书出版时赛义德已病入膏肓,德里达的癌症也已进入晚期,因而他的预言确实有着一定的超前性,但同时也在西方学术界和理论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注:在这方面,西方和中国理论界的最直接的两次反应分别是2003年5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的《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编委会会议以及由清华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合作于2004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批评探索:理论的终结?”(Critical Inquiry:Ends of Theory?)国际研讨会。两次会议的主要发言者均对伊格尔顿的偏激观点提出了反驳和讨论,并为今后理论的反展和可能出现的新的表现形式提出了建设性的见解。)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这位当年曾借助于编写文学理论教科书而蜚声世界文学理论界的理论家来宣布理论的衰落甚至“终结”倒是难以令人理解,因此,在理论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赛义德和德里达的相继去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伊格尔顿的预言。今天,作为后结构主义大潮之中坚力量的解构主义已经成为历史,但解构的批评原则却已经渗透到包括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在内的人文学科的各个相关领域。也就是说,曾被人认为“铁板一块”的所谓解构早已自身分化为碎片,渗透在研究者和批评家的批评意识和研究方法中。今天纪念德里达,首先要搞清楚德里达及其解构理论将留给我们何种遗产?在新的世纪里,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将向何处发展?这也正是本文在对德里达的批评遗产进行简略回顾之后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对于德里达的去世,西方和中国的学术界已经响应地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曾经在德里达生前激烈批评过他的伊格尔顿对英国学术界的反常性“沉默”感到愤愤不平,认为他们根本没有“读懂德里达”。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我们理应作出自己的反应。德里达虽然主要是一位哲学家,但他的去世却在哲学界产生了远非人们所预料的那种反响,这与他长期以来在正统的经院哲学界的“边缘”地位不无关系。据英国《卫报》公布的统计数据,在回答“你了解德里达吗”这个问题时,人们的迟钝反应着实令人吃惊:“解构主义什么的我说不上来……我觉得他很重要,可弄不清楚为什么”;“像我这样在英国受过训练的哲学家,竟对德里达所知不多,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中的某些人拒绝他。我并不拒绝他,但我对他了解得也不够,无法对他进行总结”;“谁?我不知道你在说谁。我正在和伦敦城内的一帮大学者们开会,可谁也没听说过他。如果你有问题,我可以到Google上查查他”。【2〗尽管对他大加赞誉和推崇的人更占多数,但上述三位颇有身份的大知识分子的近乎“冷漠”的“评论”却不禁使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德里达一生都处于一种“颇有争议”的境地。但令人不得不承认的是,无论他发表什么样的批评文字,无论关于他举行什么样的活动,都会在当代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极大的反响。作为一位人文学者和思想家的德里达应该对自己的这种巨大的影响力之无所不在感到满足了。1992年,为了表彰德里达对当代思想和文化的卓越贡献,英国剑桥大学试图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但这一动议一经传出就在校园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之后校方不得不将这一动议付诸全体教授投票表决。虽然最后投票的结果是336:204,德里达最终获得了荣誉学位,但将一个本来完全可以由校方独立作出的决定提交教授投票表决,这在剑桥大学近30年的校史上仍是首次。由于德里达的思想对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想象力的巨大影响,他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最终却未能在去世前得到这一崇高的文学荣誉。

    毫无疑问,德里达的争议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的经院哲学的反叛和解构。作为一位极其多产的创造性理论批评家,德里达将自己的著述定位在哲学和文学之间,或者说是一种文学化了的哲学著作,这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因而他在正统哲学界所遭到的非议就是在所难免的,而在文学理论批评界所受到的空前礼遇也是不足为奇的。几乎他的所有重要著作一经出版就很快有了英译本,几乎所有的美国一流大学都邀请他去作了演讲或授课。在他那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德里达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解构理论。由于他的哲学思想早已超越了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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