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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与争鸣:当代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8-16

  1、如何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种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末来到中国以后,对它的研究一直处于逐步“升温”的状态。学界和大众读者对于它们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从否定性批判到肯定性借鉴,从间接挪用到直接对话的过程。随着中国学者自身理论素养和能力的提高,他们加强了对经典文本的“深度耕犁”,深化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又紧密关注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这一切都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哲学视域、理论深度、反思批判上取得了突出进展,逐步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热点”。然而,关于如何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成为此研究领域中历久弥新的一个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西方学者那里本身也不是统一的,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界定和用法:一种是以科尔施、梅劳-庞蒂为代表的,特指植根于西方,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为标界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理论。另一种是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的界定,他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用它指称包括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等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第三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20世纪80年代,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创者徐崇温先生在引进和介绍这一概念时,将西方学者的上述两种用法综合起来,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指发轫于卢卡奇、科尔施等人的不同意列宁主义的那股西方理论思潮,包括葛兰西、布洛赫、赖希、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列斐伏尔、萨特、梅劳-庞蒂、德拉-沃尔佩、科莱蒂、阿尔都塞等人的理论。但这样一种综合界定引起当时一些学者的质疑和争鸣。杜章智先生认为,徐崇温如此界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含糊、可疑的,一时间引发了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能否成立的争论。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段忠桥教授也质疑徐崇温所依据的“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习惯用法”的真实性,并指出如此界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碍我国学者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深入研究。

     这场关于如何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及其在这一指称下应包括哪些代表人物的争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目前我们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域越来越广,流派越来越多,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新流派竞相纷呈,但这些新流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依然模糊不清,令人难以分辨。面对这种状况,有学者主张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严格限定在20世纪20年代~60年代末的历史阶段,而将70年代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统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客观的说,这种说法相对比较准确。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学者在近30年的相关研究中对这一概念已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用法,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些新流派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之,关于如何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持续争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掣肘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程,从学科建设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角度来看,厘清这一概念的指称和范围在目前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学术性”和“现实性”问题   

    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理论与政治实践相脱离。当然这主要是因为从1918年到1968年的50年间,欧洲工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连续不断的失败,加之西欧各国的共产党在组织上形成官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从属于苏联的政策。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把其理论重心转向了哲学研究和文化批判,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诸如理性、现代性、大众文化、科学技术、日常生活、权威、家庭、意识形态、官僚体制等理论主题进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研究。那么,将这样一种颇具西方特色又很有“学术性”的马克思主义嫁接到中国,就很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于是,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现实关怀的意义。

     部分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极具地域性的范畴,它是立足于现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对资本主义进行全方位的如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批判、现代性批判等等的综合产物,是对发达工业社会深刻的社会、文化危机的反思与批判。而我们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时,如对技术理性、现代性,甚至是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批判都应考虑到中国与西方社会在时间、空间上的“间隔性”。因此有人主张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只能取其批判之“神髓”,不能取其皮毛。更有极端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些概念和口号的堆积,对中国的现实和理论建构毫无建树。

   与此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给人一种“间隔性”的感觉,就在于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还不够。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认为,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要求既懂得现代西方哲学,又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景,只有在对这两个学科的诸多经典文本进行“深度耕犁”之后,才有可能与国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真正的对话与交流。而目前增强这种学术性的方法之一就是“回到马克思”或“走进马克思”,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多流派的代表人物和新的左翼热点人物进行个案分析和文本研究。正如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由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墨菲及斯洛文尼亚的左翼作家齐泽克等人所批判的社会问题及其相关论述已成为中国语境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探讨中的热点。由此看出,通过文本分析而促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繁荣已经取得很好的效果。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另一重要路径是以黑龙江大学衣俊卿教授为代表的文化实践派。他们倡导回归生活世界,加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现实性”问题研究的借鉴作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转换。衣教授认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脱离现实和生活世界,不属于“被边缘化”,而是一种“自我放逐”。这种不自觉的“自我放逐”不是有意逃避现实,而是受到传统思辨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范式的束缚。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文化转折并不是理论脱离实际,退回到书斋中的标志,而是在20世纪特殊历史条件下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境遇深刻反思的理论成果。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和“现实性”是内在统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没有因为聚焦于文化层面而脱离现实的历史进程和政治实践,也没有因为现实的文化批判而消解了哲学的理论维度。只有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的特点认识清楚,我们才能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和“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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