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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的文化冲突及其反思-lunwen.5151doc

西学东渐的文化冲突及其反思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1-3

摘 要:自鸦片战争西学东渐,西方科学技术文化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矛盾、冲突随之展开。通过对“洋务运动”中的“体”“用”之争以及随后的科玄论战分析,揭示了论争背后深层次“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文化价值冲突,阐释了文化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的内在统一,不可割裂。探讨了科学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意义,指出当前中国应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公民科学素养,而不宜大张旗鼓地批判科学主义。
关 键 词:西学东渐;文化冲突;科学主义


Abstract: Western learning had be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since Opium War, afterwards the contradictory and conflict between western cul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culture are develop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ispute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strumental reason” in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the argument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the article reveals the culture value conflict between value reason and instrumental reason behind the argumentation. It also explains the inner unity of implements level, institution level and idea level in culture, these levels can not be cut apart. The paper inquires into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of scientism in China, points out we should advocate scientific spirit, and improve citizen’s scientific literacy. We should not criticize scientism on a large scale in a big way.
Key words: western learning introduced into China; culture conflict; scientism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下引发的。自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洞开了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大门,中国由此步履蹒跚地迈上了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正如马克思所言,“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1]和西欧、北美自然演进的“内发型”现代化相异,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起的“外发型”现代化,或称之为“被现代化”。马克思指出:“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1]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或说是“道德”与“现代技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问题。由于中国现代化起源的“外发型”,所有以上问题就转换成“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思潮几乎都是以中西文化论争的形式演进的。

1 “洋务运动”中的“体”“用”之争

中国的现代化起始于“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技术,但这其中隐含着一个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即我们所办的洋务、引进的技术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或说是学习西方文化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守旧派以“先王之制”、“圣贤之道”作依据,指斥引进西学“师事夷人”是离经叛道,弃本逐末,用夷变夏,失体丧国。1880年直隶开平煤矿因修建一条长15里的运煤铁路,引起顽固派大哗。他们说机车开起来会震动皇陵、触怒圣祖,最后洋务派只好用马拉煤车在轨道上行走。洋务派官员郭焘责乘小火轮回乡,乡人怒其乘洋鬼子的邪东西回老家,硬是凿沉了这条船。[2]洋务之患,何以就像洪水猛兽、乱臣贼子呢?在守旧派看来,“圣贤书”“礼教事”是“正学”,是终古不变的精神支柱。“正学”乃是“人心”之所宗,是以伦理纲常为内容的价值观念,打破这种价值观念,就意味着这种价值观念所反映、维护的旧有制度成法、等级秩序的崩塌,就面临着已有权利和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面对守旧派的指斥,洋务派也不敢公然违背“圣贤”“祖训”,只能是设法证明中学、西学之间无实质冲突,而是相容、互补。这一命题论证的现成妙法就是借用“西学中源”论。守旧派屡屡贬斥西学乃剽窃中学所为,洋务派则反其道而行之,用“西学中源”论证西学之可为我用。既然西学是中国古已有之而后传到西方去的,可见西学并非异端,学习西学可说是复兴我中华之古代文化遗产,是复兴、光扬祖宗基业的正事。中西文化的同根性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证明中西文化的可交流、可相容、可互补,但中学、西学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悬殊差异在现实中有目共睹,西学进入中国会不会喧宾夺主,取而代之,把中学排挤和消灭掉呢?即西方的技术理性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洋务派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中体西用”作为洋务派对保守派指斥的应对,肇源于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在鸦片战争时期最先提出了学习西方现代兵工技术以拯救中国危亡的主张,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初起时救亡图存的“防卫型”(制夷)特征。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率先提出:“以中国之伦常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3]而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体用论”做了系统的阐发。“体”与“用”是中国哲学的一对传统范畴,其指向在于本体与功用的关系,以“体”为精神原则,以“用”为应事方术,即以“治心”的内学为体,以“治物”的外学为用。“体”与“用”、“内学”与“外学”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是统一的(“体用不二”),但“中体西用”中的“体”、“用”分别取自“中学”与“西学”,然后把这二者在概念上人为地捆绑在一起,问题是它们在社会运行中能有机地统一到一起吗?“中体西用”中的这种异体移植,曾被严复讥之为“牛体马用”。
一般认为,文化有三个层次的内容,即器物层、制度层和观念层,这三个层次的内容是统一不可分的。而“中体西用”论的荒谬在于它违背文化有机性原理,误认为可以将文化的体、用随意分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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