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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5151doc

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2-12

分布地理研究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用来研究某种类型的人、事、物的地理分布,通过地理分布的分析,去发现事物背后某些带有本质性或者规律性的东西。分布地理也是一种定量分析,但它又与纯粹的定量分析有所不同,定量分析重在以数字说明问题,而分布地理则将数字与地理结合起来,通过地理分布上的数量、范围以及结构、关系等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分析,去研究文化地理问题。本文尝试用地理分布理论来研究北宋诗人,主要想解决如下一些问题:了解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状况,并通过诗人地理分布的分析,了解北宋诗歌发展与地理之关系,研究北宋各地区文学之状况,亦欲借此来研究宋代文学发展中的某些问题。
    在分析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就诗人的占籍来进行统计,但占籍并非对所有诗人都具有同样的意义,而且占籍本身就有许多难以确定处,比如依据惯例,“籍”是指祖居之地,但究竟某氏于某地居住几代称之为某籍才比较合适呢?是父、祖,还是曾祖、高祖?本文统计虽然以祖居之地为准,但考虑到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所以也兼顾到父辈的情况,比如韩淲(1159-1224),祖籍开封雍丘,其父韩元吉(1118-?)南渡后已徙居信州上饶,很显然,信州上饶对于出生于南渡三十余年后的韩淲来说,其意义要远比开封雍丘大得多。职是之故,将韩淲划入信州上饶似更合理些。同时,由于统计上的困难,本文暂时只能以今日之省份来统计北宋时代诗人之占籍,而未能恢复到宋时的路、州、军、县的状态,这无形中又给分析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不过从所做的分析来看,还是可以发现和说明一些问题的。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定量化的分析永远只具有参考价值,这也是本文讨论的起点和基础。
    一
    先从动态化的地理分布说起。
    为分析之需要,试将北宋分为四个时间段:第一期:太祖、太宗、真宗时期(960-1022);第二期:仁宗时期(1023-1063);第三期:英宗、神宗、哲宗时期(1064-1100);第四时期:徽宗、钦宗时期(1101-1126)。各期时间大体保持均衡。但诗人的时期归属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很难整齐划一。本文则略依诗人及第之年为界,自及第后或稍晚,为其人所属之时代。这是划分时代的一个重要依据,但因具体情况又不得不略有调整,比如各期交替之际可能会有交叉,情形也比较复杂一些;再如北宋开国之初,许多诗人原由五代十国入宋,而北宋末则又有相当大的一批诗人跨入南宋,这都是难以处理的。诗人之分期不易,此处统计仅存其大者,因而表中所列数字亦可有上下浮动之余地。
    太祖、太宗及真宗时期(960-1022)为唐、宋诗过渡时期,诗风和前代相比变化不大,至真宗后期,宋诗始变。试将本时期诗人之地理分布作一统计如下(见表1):
     【说明】表中所列仅为可以考知占籍的诗人,无可考者均未列入,这后一部分人数亦相当可观,四个时期分别为:193人(±)、234人(±)、291人(±)、257人(±),总数约为975人。此外,表中所列“科第”一类范围较宽,除进士外,还包括诸科;除常选之外,还包括制科以及三舍赐及第出身者。
    据表1所计,依其数字所形成的自然群,可将此二十个省份分为五组:第一组为河南、福建、浙江,人数约在60-75人之间;第二组为江西、山东、河北、江苏、四川、安徽,人数约在30-40人之间;第三组为陕西、山西、湖南、广东,人数约在15-25人之间;第四组为湖北、甘肃、广西、天津、北京、上海、辽宁,人数约在10人以下。
    本期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地理分布之范围相当广,共涉及二十个省份,这差不多就是北宋时诗人分布的最大范围(据《全宋诗》统计,整个北宋时期诗人分布共及二十二个省份),而且各地诗人数亦相差无几。尤其是北方几个省份,如西北的甘肃,北方或东北的天津、北京、辽宁,这些地区在此前的中国诗歌史中很少有诗人出现,而今这里却出了诗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其意义却不可忽视。造成这一分布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晚唐五代以来动荡不安的时局。自唐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势力日盛一日,至唐末五代,遂演变成一分裂格局,不仅中原地区不能幸免,即使一些边远之地或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亦被卷入这场争战中,成为此一时期各不同地域之主角。比如北方之五代,其中后唐李氏(李克用、李存勖)、后汉刘氏(刘知远),均为沙陀人;后晋石敬瑭出身不详,或说为西域石国之后裔。政治上的这种碰撞和“沟通”也同时意味着文化上的碰撞和沟通,于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边缘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也同时参与到“文化主流”中来,比如《全宋诗》中收录的一些边缘地区诗人或少数民族诗人,也说明这一情景的普遍存在,如郭从义(909-971),其先本沙陀部人,后家太原(今属山西),《宋史》卷二五二有传;窦仪(914-966),蓟州渔阳(今天津蓟县)人,后晋天福中进士,《宋史》卷二六三有传;赵文度(914-974),蓟州渔阳人,《宋史》卷四八二有传;马文斌,敦煌(今属甘肃)人,太祖开宝三年(970)前后为沙州归义军节度押衙知司书手(见《全宋诗》第一册)等。这些人的身份可能不一样,动机和背景也有所不同,但都因为特殊之政局而与中原文化有了接触。这是从边缘文化汇入主流文化来说。另一方面,又有主流文化之分流。由于分裂和争战,往日之政治中心已不复存在,一元化走向了多元化,文化或文学之中心也被打破,原本集中于两京(唐代都城长安和洛阳)之士子亦不得不离开曾令其神往、依恋的都城,为生存计而奔走四方,比如晚唐著名诗人韩偓,京兆万年人,挈家入闽往依王审知;崔道融,荆州人,避乱来闽;韦庄,京兆杜陵人,入蜀受聘于王建;诗僧贯休,婺州兰溪人,初献诗吴越王,又投荆南成汭,后入蜀依王建;欧阳彬,衡山人,初投楚王马殷,不遇,复投蜀。据《八闽通志》记载,福建之建宁“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故备五方之俗”①。又如四川,在五代蜀国时期,“帝(前蜀高祖王建)虽目不知书,而好与儒生谈论,颇解其理。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帝礼而用焉,使修举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遗”②。可见诗人之分流是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情况。由政治中心的被打破,进而是文化中心的被打破,遂令唐代三百年来之一统文化逐渐为多元化文化所取代。从晚唐五代文人之处境看,这自然是一种悲剧,但当这些文士远走他乡时,在寂寞孤独的漂泊中,也同时将文学的种子撒在了异域,在经历过多年与“异质文化”相碰撞相融合之后,新的文学生命也正在孕育之中。宋代文学承五代之后,也自然承继了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从这一点来看,未必不可以说是宋代文学之幸。
    再看各省之分布状况。在第一方阵中,河南为宋朝立国之基,亦为宋王朝国都之所在,其诗人数处于“三鼎甲”之状元亦在情理之中。但这还是表面现象,从更深层来看,应与此一地域之历史背景有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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