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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嬗变轨迹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2-22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次重大的转折,社会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主导价值观在自身的逻辑嬗变中逐渐完善。中国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嬗变轨迹总的来说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之初的反思和调整,20世纪90年代的创新和变革,2000年以后的延伸、深化以及当前的重新整合和创新发展。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导价值观;嬗变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次重大的转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这些社会转折的产生和成就的取得,与中国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嬗变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主导价值观,就是一个社会占主导或统治地位,对社会其他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走向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的价值观。’主导价值观通常是官方所倡导的价值观,它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价值导向作用,对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凝聚社会各种不同的价值观、维护社会稳定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综观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过四次主导价值观的嬗变发展与社会转折,从而标志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四个阶段。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中国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反思和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即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实现这一重大转变的前奏,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不少人并没有真正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左”倾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明确地提出了“两个凡是”口号:“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所捍卫的毛泽东的决定和指示,主要是毛泽东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决定。这些理论和决定把毛泽东所追求的空想社会主义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也就是把意识形态作为评价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用意识形态来评判现实生活。显而易见,中国社会要发展,就必须解放思想,破除“两个凡是”,在思想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用“实践”取代“两个凡是”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破除迷信,振聋发聩。文章的发表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很快演化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思想文化领域的创新发展开辟了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这种思想上的解放,为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把人们的注意力由关注意识形态引向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重大变化决定了中国社会此后30年的基本发展方向。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中国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变化,才有了随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二、“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中国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创新和变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所说的实践,由于工作重心的转移,主要是指经济建设的实践。所谓实践标准,其实质就是生产力标准。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标准,即意识形态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对立。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总体上看,就是用发展生产力这一尺度去认识和评价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一切方针、政策与观念。
  在一切变化中,价值尺度的变化最深刻、最根本。一旦价值尺度发生变化,人们对一切事物的认识和评价都必然改变。因此,在生产力标准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一场新的社会革命,它引发了思想观念方面的激烈冲突。这些冲突集中表现为对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冲击。实践证明,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市场经济是能够比单一的计划经济更有效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手段,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不可避免地转向了市场经济。而当时,在许多思想比较僵化的人看来,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而计划经济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标志。因此,改革开放的每一项措施,从原有的社会主义观念,即意识形态标准看,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背离,是向资本主义的倒退;而以生产力标准看,则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在对改革开放一系列具体做法的认识上,党内外产生了姓“资”还是姓“社”的激烈争论。这一争论严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提出了判断姓“资”、姓“社”、判断改革开放和其他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他在1992年年初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判断一项政策姓“资”、姓“社”,应该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生产力标准的肯定、完善和进一步发展。这一标准的提出,标志着生产力彻底取代了意识形态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中国人的价值标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为改革开放真正扫清了障碍,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中国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延伸和深化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针对经济建设中的思想混乱提出的,主要是检验改革开放和其他各项工作的效果。但它的确立和由此而带来的经济领域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一步步超出经济生活的领域,深入到上层建筑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是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中得到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的主要代表。这些变化要求对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有新的认识。能否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关乎中国的社会稳定和整个改革开放事业的方向与命运。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日益迫切,改革必须进一步深化。这就要求“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现实社会在呼唤新的思想解放,呼唤理论的与时俱进。
  这种新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提出的,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把“三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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