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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与国家之间|论文资源库

在女性与国家之间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4-15

  [摘要] 民族主义是晚清以来各种思潮的底色,女性主义概莫能外,故两者能在“兴女学”上形成某种或某些契合,构成互构关系,但由于存在假设主体、存在基础和政治诉求诸多差异,贤妻良母主义成为两者发生碰撞的关节点。

  [关键词] 女性主义;民族国家;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作为晚清以来各种思潮的底色和主导力量,与晚清传入的在西方方兴未艾但仍居边缘的女性主义不期而遇将呈现怎样的图景?戴锦华认为:“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并置似乎十分逻辑又不无荒诞”。之所以荒诞,在于两者在理论表述系统中形同水火。从女性主义立场来看,民族主义尤其是其典型形态“国家民族主义”,无疑是父权结构的集中体现,是社会压抑与暴力之源。而从民族主义立场上看,女性主义或是一种女人的无事生非或奢侈之想,或是一种极端危险、极度可疑的鼓噪,或二者兼有。[1]然而,在实践层面上两者却又彼此介入、相互渗透,“女性主义作为妇女运动的一种策略,在实际行动中提供介入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妇女实际处境不仅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语境加以理解,根本上就是民族/国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2]实践层面上的这种奇特的勾连使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常常纠缠在一起,形成既互构、又碰撞的关系。然而,学界对两者的关系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两者的内在张力关注尤少,本文选取女子教育作为切入点,以期对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作出进一步的思考,探究对本文主题展开新的更为深入而全面理解的可能性。
  
  一、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话语互构
  
  受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时代主题的召唤,一切现代化运动都不能离开民族主义的保驾护航,否则将难以长久,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亦不例外,它与百年现代化历史相始终,因此,中国女性主义的历史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既互为前提,又相互依赖。
  
  (一)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互构的动因
  其一,民族国家话语建构的需要。自晚清戊戌维新运动以来,民族危亡如影随形,无时不压迫着时人特别是男性知识精英的神经,引发其对民族未来的忧虑和思索。虽然女性是民族国家的“她者”,但民族国家在建构“自我”的时候,却需要倚仗这个“她者”。男性知识精英由对民族国家的关注而把焦点集中到女性身上,女性被认为是富国强兵的负担,属于被“唤醒”的普通民众之一部分,由此她们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隐喻”和前瞻性设想的一部分。“我中国之所以养成今日麻木不仁之民族者,实四千年来沉沉黑狱之女界之结果也……唤起国魂,请自女界始!”[3]亚特进一步论证:“国无国民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故欲铸造国民,必先铸造国民母始。”[4]这里的“国民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母亲,而是一个“隐喻”,女性在此成为民族国家建构自身的能动机制。
  为了论证女性与国家的关系,先进知识男性一方面将中国的软弱归结于中国的“种气”不强,进而归因于女性身体的软弱(“小脚”),不缠足运动由此发端。另一方面,如梁启超在《论女学》中把中国经济实力弱归结为“二万万女子为食利者”,“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现实却是“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5]在这里,梁启超不惜通过全盘否定妇女在历史上的贡献(事实上妇女一直参与生产)来强调女学的重要性。无独有偶,马君武翻译的弥勒·泰勒《女权说》中竟出现“家庭者,国之脊骨也,在家庭间如是,在一国中亦何独不是”、“女人遂能与国相直接而有国民之责任焉”等“符合国情”的语句。显然,马君武是出于民族国家的诉求而把个人观点渗透其中。正如王政所言:“女性在当时是被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被有话语权的男性言说,女子既被说成是国家衰弱的原因,又被再表现为民族落后的象征,男性提出妇女问题(妇女是‘问题’),是为了寻找一条救国的途径,妇女是载体/手段,强国是目标。”[6]
  其二,精英男性主体身份建构的需要。20世纪初,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倾轧,中国人的“被殖民”心理开始泛滥,使得精英男性对自身身份和民族认同产生焦虑,由此把女权表现为现代男性和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康有为在“妇女之苦总论”中列举了女子遭遇的八种“不得”权利(即八种性别压迫),正是它们造成女子低下的社会地位,因此主张“天赋人权”,“女子亦人也”,侵犯女子的权利即是侵犯“天权”,甚至提出废除家庭的激烈主张,[7]但是他“解放”妇女的思想是要成就世界大同的目的,所以并未意识到唤醒女子的自觉,可见其妇女观是以男人为本体,出自男性主体身份建构的需要。金一毫不掩饰对西方平等自由的向往:“梦想欧洲白色子,当此时日,口卷烟,手榔杖,肩随细君,挈带稚子,昂头掉臂于伦敦、巴黎、华盛顿之大道间,何等快乐,何等自在!吾恨不能往,吾惟以间接法知之。”[8]“肩随细君”流露出他渴望找到一个红颜知己享受真正的爱情,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同时,通过标榜男女平等,向欧洲白人看齐,以示自己的现代男性身份。
  难怪何震尖锐地质问:“何近岁以来,为男子者,转提倡女子解放之说,主张男女平等之制?”她总结出三大原因:一是由于“中国男子崇拜强权……于一己之妻女,禁其缠足,使之入学,授以普通知识,则中外人士,必将称为文明”,因此男子是“因求名而解女子者也”;二是通过解放女子减轻自身养家的压力,“生值此时,悟室家之累己”,“乃提倡女子独立,以女子依赖于男为大戒”;三是为了女子能胜任治家教子之职,“中国男子以家自私,以后嗣为重,而治家教子之劳,又非一己所能堪,乃欲以治家教子之事,责之女子”。[9]简言之,解放女子就是为男系家族培养优秀的后代。对这个年代的精英男性来说,推崇女权既表达了处于种族等级结构劣势的汉族男性对平权理念的追求,也是处于动员女子加盟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还是建构现代男性主体的一个要素,把自己和以往的男性区分的标志,并为自己作为一个解放者的身份做铺垫。
  其三,知识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需要。在民族国家内部,对女性的定位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求妇女成为“新女性”,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对于“新女性”之不纯净的焦虑:“她”既要与西方女性不同,又要与传统女性不同。这显示了妇女与国家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深层矛盾。面对这一困境,当时的知识女性清醒地认识到,民族主义是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女性主义一旦被抽去了民族主义的内核,它在中国政治话语中的合法性便受到威胁,女子解放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她们在思想上达成一种共识:只能通过对民族国家尽责任来实现男女平权,通过建构责任话语来建构女性的主体身份。“从前女界虽权利失尽,然义务亦失尽”,“吾辈欲与之争,须先争尽我辈之义务,则权利自平矣”。[10]她们自觉地把尽义务、参与社会,作为争女权的条件之一。
  20世纪初成长起的一批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知识女性群体就是例证。陈撷芬创办《女报》;吕碧城担任天津《大公报》编辑并创办女子教育会;何震在东京成立女子复权会并创办《天义》杂志;张竹君在广州创办多所医院和女校,被誉为“女界梁启超”;更有早年留学海外、回国后开办医院救死扶伤的康爱德、石美兰……据张玉法在《清季的革命团体》一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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