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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人:不可逾越的伦理禁区-5151doc

克隆人:不可逾越的伦理禁区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4-15

本文围绕着“克隆人:不可逾越的伦理禁区”这一主题,首先从技术层面阐述了克隆人实验所要面临的无可逾越的伦理难关;然后依照人们之所以要求克隆人的四项理据来具体分析克隆行为是如何损害被克隆者的公民权益的,如他的惟一性、独特性大大降低,其自我欲求、需要、生存价值将受到限制,其作为道德主体所应拥有的自主性、自决权及与他人一样的平等地位将遭到无情的否定,从而得出禁止克隆人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一项新的道德命令的结论;最后从克隆人问题的论争中,引发出对现代化运动的核心价值诉求、公民社会的根本伦理原则以及伦理学在这个史无前例的科技时代中的重要功能和神圣使命等问题的一些理论探索。

关键词  克隆人  自主原则  责任伦理  公民社会

 

在今天的伦理学领域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像克隆人问题那样引发了如此强烈的社会震撼、如此巨大的观念分歧、如此激烈的学术论战。在我看来,这场争论本来是不应该有如此的规模和程度的。因为令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大家都知道,克隆人的方案单从技术的层面来看就面临着一个无可逾越的伦理难关的情况下,在国际社会已达成禁止克隆人的共识、我国政府也已作出坚定的承诺的背景下,为什么仍然有人如此顽固地坚持主张进行克隆人实验?这些人声称科学研究没有禁区,人类科学追求的精神本身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科学探索的求真本性及其所迸发的巨大能量不仅会冲破“过时”的伦理规范的束缚,而且还能促进伦理学本身的“更新”。笔者认为,这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支持克隆人实验者明显地只是从科学研究的立场以及我们现实活着的人的利益出发,而丝毫没有设身处地地为未来被克隆者的权益与需求着想。说得严重些,在他们身上对科学的崇拜、对利益的迷恋或许已经完全窒息了对人权理念的敏感性。本文围绕着“克隆人:不可逾越的伦理禁区”这一主题,首先从技术层面来阐述克隆人实验所要面临的无可逾越的伦理难关;然后依照人们之所以要求克隆人的四项理据来具体分析克隆行为是如何损害被克隆者的公民权益的,从而得出禁止克隆人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一项新的道德命令的结论;最后将从克隆人问题的论争中,引发出对现代化运动的核心价值诉求、公民社会的根本伦理原则以及伦理学在这个史无前例的科技时代中的重要功能和神圣使命等问题的一些理论探索。

一、技术层面的伦理难关    笔者发现,伦理学界一些支持克隆人实验的文章,常常弄不清基本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而将“生殖性克隆”(即克隆人研究)和“治疗性克隆”(即从克隆胚胎中提取干细胞,然后使之培养成人们所需要的各种人体器官)混为一谈,用支持治疗性克隆的理据来论证生殖性克隆。其实,在我国治疗性克隆问题并没有引发多少伦理论争,可以说支持治疗性克隆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治疗性克隆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人类胚胎与急需治疗的病人利益的冲突问题。在笔者看来,人类对早期人类胚胎无疑拥有尊重与保护的义务,因此以经济或其它医疗之外的科研为目的的胚胎研究是不道德的,是绝对要禁止的。但这种保护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也允许有例外,那就是它必须服从于一个更高的道德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解除人类遭受病魔摧残的痛苦,挽救无数病人宝贵的生命。也就是说,在病人急需医治这一特殊的情况下,胚胎的生命应让位于病患者的生命。我们之所以在胚胎与病人的权益发生冲突时,赞同选择牺牲前者而保障后者,理由与堕胎的理由是相类似的。在对不同的人类生命形态的抉择上,很难能有什么纯粹理性的理由,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的感受性——这包括感知者主体的感受性与被感知者自身的感受性,前者往往取决于后者,正像在孕妇难产,医生只能保住一条性命之时,任何人也不会认为保胎儿舍孕妇的决定是正常的那样。

在我国,伦理论争的焦点不是治疗性克隆问题,而是生殖性克隆,即克隆人问题。有关克隆人的伦理问题的论争,无论呈现出多么巨大的观念差异与意见分歧,但在一点上人们似乎是不难达成共识的,即克隆人的伦理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但又极具特色与难度的应用伦理学课题。就其典型性而言,克隆人问题涉及到鲜明的伦理冲突,因而亟待应用伦理学提供一个平台,让当事人在理性、平和、宽松的气氛中针对利益矛盾和冲突进行商谈,从而试图在某个平衡点上达成使矛盾与冲突得以化解的共识。就其特殊性而言,又表现为如下两个层面,其一:克隆人问题所涉及到的伦理冲突并非现实的公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就像生态伦理与可持续发展问题那样——涉及到当今的公民与未来的公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作为未来公民的当事人又不可能参与关涉或决定自身命运的理性的商谈,换言之,所有的当事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交谈的平台上。这就决定了商谈只能存在于现实中活着的、自称是克隆人利益的代表们之间。而在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克隆人的授权或同意的情况下,克隆人研究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均可以自称是克隆人利益的代表。其二,在克隆人问题的论争中不可能出现类似于支持者与反对者各退一步,从而达成问题的解决的平衡点;相反地,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种选择:克隆人实验要么做,要么不做。且支持者认为做是对的,而反对者则认为做是大错特错的,且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是无可挽回的,因为单从技术层面上看,人们根本就无法解决克隆人的安全性问题。人类虽已破译了一些遗传物质,但就细胞生物学层面的基因的相互作用而言,仍然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细胞生物学的真正革命,并不在于对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基因的破译,而是在于揭示这些基因的相互作用。我们无法预知,如果对某一种在功能上与其它基因紧密相连的基因进行干预性改变,生物体内的这种自然的相互牵制的系统会发生何种连锁反应。而根据目前所掌握的知识,要想将人类基因组的全部(3.5万)基因重新准确地排列并使之正常发挥作用,这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恰恰是这一点构成了人们反对克隆人的一个重要理据。因为谁也无法排除这样一种风险:克隆技术很有可能导致大量的流产与残障婴儿。而要解决安全性问题,除了依靠一次又一次的科学实验之外,没有其他办法。由于每个人都是一位拥有着神圣不可侵犯权利的主体,任何人都不愿将自己也无权将别人——以牺牲生命和幸福为代价——作为科学研究的试验品,作为科学研究统计结果中的一个简单的数目,就此而言,克隆人的方案单从技术的层面来看,就面临着一个无可逾越的伦理难关。然而,在克隆人实验会导致大量畸形和残障婴儿的出现这样一个现实的伦理难题面前,我们的某些支持克隆人研究的科学家未曾表现出丝毫的以维护人权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及起码的道德良知,他们的回答竟然还是那句极其冷漠和不负责任的话:“技术的不成熟只有靠研究发展去解决”!

二、公民社会的人道灾难    由于克隆人实验在技术上无法解决安全性问题,所以有关克隆人的论争本来是应该就此打住的。但2002年底有人声称第一位克隆人即将诞生,而且“十分健康”。于是关于克隆人的聒噪又重新出现。所以就又产生了在技术安全方面的障碍已被排除的条件下(如上所述,这是不可能的)是否还是可以进行克隆人活动的争论。而根据目前能够搜集到的资料,人们之所以有克隆人的想法,除了科学家的好奇心的驱使之外,至少有四个比较流行的理由,按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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