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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中西文化观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lunwen.5151doc

杨昌济中西文化观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4-15

  摘要: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成长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中西文化观上,杨昌济是持“中西融合论”的,主张融东西文化于一炉,冶出一种崭新的中国文化。杨昌济的这种中西文化观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青年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杨昌济的中西文化观,并成为他日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渊源。

  关键词:杨昌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
  
  大凡一切有成就的思想家,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会因为名师的影响而打上其思想烙印。青年毛泽东就是这样,他后来称杨昌济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中西文化观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了解杨昌济的中西文化观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对研究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路向,把握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渊源具有重要意义。
  
  一
  
  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老师。他是一个学识渊博,学贯东西,融通中外的学者,更是一个诲人不倦,道德高尚的教育家,曾有明志诗句:“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被人称为:“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胶,受其影响。”青年毛泽东便是这“来学之士”之一。正处在“求学储能”阶段,求师求友之心甚切的毛泽东,为杨昌济的学识、品德所折服,努力效仿,且内化为自身学识素养和道德理想框架中的重要因素。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曾说:“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是宏通广大,最所佩服。”当然,毛泽东与杨昌济之间的认同是相互的。毛泽东把杨昌济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杨昌济也以其伯乐之慧眼选择了毛泽东作为自己的“欲栽大木”。青年毛泽东好学深思、志向不凡的品性深为杨昌济赏识,并对其循循教导。曾有人记述:杨昌济“在长沙五年,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心赏毛泽东、蔡林彬。”杨昌济也在一则日记中详细描述了青年毛泽东的身世品格,称赞其:虽出自农家,但“资质俊秀,殊为难的”,并因材施教,引同样出自农家的“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青年毛泽东,杨昌济之间这种亲密无间互动的特殊师生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嬗变的过程。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的发展轨迹上,自然会或深或浅地,自觉不自觉地打上杨昌济思想的烙印。在谈到新民学会的缘起时,青年毛泽东写道:“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从此产生了”。杨昌济的“绪论”可谓是多方面、多层面的复杂体,中西文化观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二十世纪初的杨昌济是怎样认识中西文化,又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文化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要洞悉杨昌济的中西文化观必须先考察其社会、文化背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剧烈新陈代谢的社会阶段。中西文化相互激战: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仍根深蒂固,持续作用于中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形态;另一方面,“欧风美雨”却作为一种新的思潮,新的力量,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新旧文化激烈交战的时代,自然也是思想家们的思想急剧碰撞、交锋、分化的时代。分化的思想家们,本着自身的理念,或成为“全盘西化派”,或成为“本土文化派”,或成为“中西融合派”,各执一端,莫衷一是。“全盘西化派”,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审视旧传统旧观念时,往往是批判的激情多于批判的理性,而不知“桔逾淮为枳”,近代西方文化之苗得不到中国文化土壤的认同是不能茁壮成长的。相反,“本土文化派”,抱残守缺,死守着因“过度成熟而腐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放,结果固步自封,走进历史的死胡同。
  与前两个派别不同,杨昌济持的是“中西融合论”。在他眼里西方文化不是绝对的好,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绝对的坏,两者各有所长,且各有弊端。例如,在谈到中国家族主义问题时,他指出其种种短处:“人各私其亲,驯至以私灭公之弊,家族主义过重,则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因之而有所妨害,此中国家族主义之短处也。恃有同宗之助,长族人倚赖之心,使民性堕落,国力减损,此又中国家族主义之短处也。无赖之人,以亲亲之大义强索同宗之救助,使个人不能自由享受其财产;良善者受其蹂躏,不肖者肆其凶横,此又中国家族主义之短处也。聚族而居,自为风气,难于进化,此又中国家族主义之短处也。”尽管中国家族主义劣迹斑斑,但也不无是处。“宗以族得民,相生相养,相维相制,民情乃不涣散,而有安居乐业之风,此中国家族主义之长处也”。这些认识切实而深刻,由此杨昌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可见一斑。中国文化固然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但西方文化也不是尽善尽美,“西人物质文明极盛”,然精神文明难免缺失,“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己耳”。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上,他态度中庸,不走极端,主张融中西文化于一炉。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批判,但也仅限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西方文化不能不“拿来”,却不能全盘不加分析地硬生生地照搬。关键要各取所长、各舍其短。可见,融合不是调和,更不是征服,而是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吸取和改造,融合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是扬弃的,融合后的文化是新的,具有原有文化所不具有的本质和特征。更进一步说,“中西融合论”是“破”与“立”的统一体,“破”的是中西文化的腐朽成分,“立”的是一种生机勃勃、崭新的文化,犹如涅槃后的凤凰浴火重生。从这层意义上说,杨昌济的“中西融合论”已经脱出了“中体西用”的窠臼。
  这种“中西融合论”既实现了文化的嬗兑,又“攀结上了民族情感的大树”,使批判的激情和批判的理性达到制衡,相得益彰,这似乎更符合积淀了几千年的中国中庸平和的民族心理。所以,当“全盘西化派”最终化为“强弩之末”,“本土文化派”走进历史的死胡同,都没有找到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时,“中西融合”却有如初现之旭日,开始展现其东升之势,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石。显然,在当时“中西融合论”具有先进文化的性质,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
  
  二
  
  由于毛泽东、杨昌济之间亲密无间互动的特殊师生关系,杨昌济的“中西文化融合论”,被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下来,并为他后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中西文化的定位。杨昌济学贯中西的学术背景,特别是对西方哲学和伦理学的精湛把握,赋予了他极强的文化洞察力。他认为,虽然中西文化各异,如“中国人尚文,西洋人尚质;中国人以孝为主,西洋人以爱为主”,却都有其存在的内在根据和价值,“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国家之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装置之也”。杨昌济甚至把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依据来看待,他强调“国家之独立,以学问之独立为一大要素”。并举英德两国为例,“英、德二国者,可谓学问独立者也。英国有英国之文学、哲学、科学;德国有德国之文学、哲学、科学。世界各国重要之书籍,在英、德二国莫不有其本国文之译本”。基于这样的观点,杨昌济在教学实践中重视把中西文化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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