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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中的翻译策略之辩-lunwen.5151doc

文化传播中的翻译策略之辩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4-15

  摘要 本文针对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所采取的归化策略实为“文化霸权”意识的论断,提出后殖民主义理论有其运用的特定语境,文化传播中翻译策略的取舍应根据译文读者适当调整。译者有传播文化的使命,但文学翻译不可作为纯粹的文化宣传之作。不间断而有度的杂合是提高本土文化机体的免疫力,提升自身文化地位的要素。

  关键词 文化霸权;异化;后殖民主义;接受美学
  
  一 前言
  
  笔者最近有幸拜读了李修群老师发表于《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的《从Naiad客串潇湘妃子谈起》一文(后简称为李文)。文章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对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翻译的《红楼梦》译本进行解读,并将其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作进行了一番比较。作者认为霍克斯译本“倾向于归化”,译作“处处考虑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能力,常常根据他们可能的需要对译文进行调整”。文章以霍克斯将林黛玉“潇湘妃子”称号译为Naiad,以及其他一些翻译处理为例,提出霍克斯译作有“文化霸权”之嫌。作者认为以“快活仁慈的水底女神”Naiad客串“胎生两靥之愁,矫袭一身之病”的林妹妹,是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替代,而驱使这种“文化替换”发生的,是“一种强势文化压制弱势文化的‘文化霸权”’。作者由此提出要警惕西方文化及思想意识形态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消解,警惕失语症的产生,呼吁建立平等的文化交流,在“众声喧哗”中,寻找“自身存在的多元基地”。
  但笔者认为,作者关于“沉浸在沾沾自喜的‘文化霸权’之中”的霍克斯难以摆脱“文化霸权”意识的“羁绊”的论断值得商榷。文中所援引如韦努蒂之“异化”,鲁迅之“洋化”等批评概念也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依笔者愚见,将“Naiad客串潇湘妃子”的手法理解成为一种为传播文化而采取的翻译策略即可,无须冠以“文化霸权”之名。如李文所论“霍克斯译本因考虑过渡性与可接受性,注重译文的文学、美学功能”,这一点恰好体现了接受美学中“翻译以译文读者为标准取向”的原理。霍克斯为使译文流畅通达,便于西方读者欣赏这部“了不起的社会风俗小说”,采取归化翻译策略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谨拙述一二,盼请同仁方家赐教。
  
  二 霍译归化不应冠以“文化霸权”之名
  
  (一)是霍译“文化霸权”还是我们“文化固守”?
  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代结束以后,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关心文化地位的差异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后殖民主义研究给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在这种视角下,翻译就不再是纯粹的语言活动,而已置身于它所产生的真实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翻译研究也就要求对翻译实践进行文化考古式的实地考察。李文就是立足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对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进行解析,寻找其中含有的“文化霸权”的隐性叙述,揭示经典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力量,并以此为基础对东西方学术建制进行整体反思。李文窥斑见豹,通过“Naiad客串潇湘妃子”以及其他一些例子,揭示出译者不自觉或潜意识的价值取向,即“文化霸权”意识,认为译本不惜牺牲目标文化的“文化话语权”,生成后对目标文化起到“颠覆作用”。但笔者认为,对翻译活动中的翻译策略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政治敏锐性,对“本土文化”与“强势文化”的锱铢必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恰恰体现了人文学者对本土文化“弱势”与“边缘”的承认,表现了一种缺乏自信的文化固守心态。过度强调“异化”翻译和西方“文化霸权”,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在“反对一种臣属的时候陷入了另一种臣属的地位”。
  
  (二)韦氏之“异”无力驳斥霍译之“归”
  在后殖民主义翻译语境之下,翻译策略的归化还是异化也与“殖民化”和“解殖民化”进程联系起来。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认为,翻译作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在殖民化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霸权文化在选择翻译策略时,都尽可能采取归化方针。因为这一翻译策略鼓励处于强势文化的殖民大国将外国文本转译成它们自己的话语,从而消除文化差异。为挑战英美文化中占主导地位并一直被认为是唯一有效的归化翻译法,韦努蒂在其专著《译者的隐形》中提出“阻抗式”翻译,使译者和译语读者在翻译和阅读上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限制。李文也引用了韦氏理论来批判“一些译者用通顺的翻译,用归化的手段抹煞原殖民地文化”。然而韦氏之“异”无力驳斥霍译之“归”,因为韦氏的异化理论并非简单地停留在策略这一层面上,它有着更深刻的文化内涵。
  第一,韦氏异化翻译之“异”首先应表现在翻译的选材之“异”(choice of foreign text)。译者可通过翻译那些主体文化排斥的文本,重构外国文学经典来抵制英美文化的主流语言。而霍克斯所选译材《红楼梦》正是一部浓缩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其包含的文化内涵与目的语文化毫无相似之处,势必能维护原语文本经典,同时影响译语文化的构成。从这一点来说,霍克斯在选材上就已经表现出了异化倾向。如果霍克斯真受“文化霸权”意识驱动而促成翻译,他从一开始就不会选择《红楼梦》以避免英语文化受到影响冲击。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霍克斯译作不应在后殖民理论批判之列,“文化霸权”意识也无从说起。第二,“异化翻译”更是一种文化理念,含有精英主义意识。韦努蒂提出的异化翻译是一种“小众化翻译”(minoritizing translation)或“精英主义翻译”(specific to an educated elite),因为韦氏认为:“大众的审美意趣是追求文学中所表现的现实主义错觉,抹杀艺术与生活的区别,他们喜欢的译文是浅显易懂的,看上去不像翻译。”
  那么按照韦氏异化理论译出的作品应该是属于精英读者的。而霍克斯的译本恰恰是面向西方大众读者的。以此为出发点的话,霍克斯的翻译处理必然会与韦氏翻译主张相悖,也就似乎无法摆脱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关于“文化霸权”的质问了。换言之,霍克斯若想摘掉“文化霸权”的帽子,就必须因循韦氏的异化翻译理论;为服从异化理论,霍克斯又必须将其目的语读者由大众读者调整为精英读者,使其译本成为一份中国文化研究资料,或中国文化选读教材。显然,这是不合理的。霍克斯为使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这部东方文化巨著,享受到阅读之愉悦而采用归化策略,便被冠以“文化霸权”之名,难以服众。
  李文借韦氏“阻抗式”翻译策略,提出为抵制文化霸权对本土文化的消解和取代,在“众声喧哗”中保持“自己的声音”,翻译过程应以“异化”为主要方式。在将中文作品译成外文时,译者一定要持有“异化”的态度,一味“归化”,则无异于“文化投降主义”,“精神缺钙”。换言之,霍克斯等外籍翻译家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作品时主要采取“归化”手段就是“文化霸权”;国内译者将中文译为外文时,不坚持“异化”主流的翻译态度,即为“文化投降主义”。至此,同是翻译策略的“归化”和“异化”,因各自暗示的文化态度不同而有了轻重高低之别。为抵制“强势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重“异”轻“同”。由此一来,中国译者是否也有“自我中心”之嫌呢?
  
  (三)“异国情调”无助于坚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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