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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思想考古:学术方法的整合与创新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7-25

  [论文关键词]思想考古;学术方法;整合;创新;《八千里路云和月》
  [论文摘要]思想考古,对学术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探索,无疑体现了当代中国学人自觉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术情怀。这种学术方法不仅因其鲜明的针对性而具有充分的解释力,而且由于它植根于中今中外学术研究的理论资源沃土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何谓“思想考古”?
  “所谓思想考古,即是借鉴历史学和人类文化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方法,去思想家生活、求学、家居、从业的地方进行详细的实地考察,以感受和体验研究对象的情感、思绪,把思想家的思想还原为在具体情境中的思想,找到其思想学说或行为的外在根据,并进而印证或质疑某些史书中对思想家的言行记载,对某些语焉不详的史料或有争议的问题做出分析与考辨。”这是郑晓江教授在其著作《八千里路云和月——寻访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的足迹》(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中揭橥的一种新的学术方法,并在《神游千古——寻访历史文化伟人》中得到进一步贯彻和完善。
  显而易见,这种学术方法的探索与思考的逻辑起点在于当下学术研究的窘境,并深深植根于古今中外学术研究理论资源的沃土。这种对学术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探索,无疑体现了当代中国学人自觉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术情怀。当它逐渐丰富完善的时候,势必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并成为中国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
  
  一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令中国学人深感困惑与尴尬的是,整个20世纪的学术研究无可逃避的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研究。从20世纪初期的进化论,到20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再到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中的各种新方法,渐次展开的学术研究景观展示的是“拿来”或“舶来”的姿态。
  盲目相信一种理论不是理智上的美德,而是理智上的犯罪。
  至于90年代,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学人的本土意识开始觉醒,民族主义思潮开始盛行,尤其是“后殖民理论”的“东方主义”的推波助澜,让“天朝帝国”的学界后裔们信心倍增。于是,从反思20世纪80年代浮躁空疏、寄心时政的学风开始,进而追溯和检讨“五四”学人所开创的学术范式,一场具有鲜明民族性的学术转型开始了。
  首先是季羡林先生为“东方文化”崛起的振臂高呼,从而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国学热”。季先生认为,“20世纪的世纪末,西方文化或文明已经繁荣昌盛了几百年了,到了今天,在很多方面已经呈现出强弩之末之势,看来是面临衰微了。代之而起的必然只能是东方文化或文明。”伴随着如《国学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刊物平台的搭建和央视《百家讲坛》等强势媒体的介入,“国学热”时至今日尤然鼎沸。
  其次是陈平原等人通过反思“五四”学人所开创的学术范式认为那是“西化的思想背景,专才的教育体制,泛政治的学术追求,‘进化’‘疑古’‘平民’为代表的研究思路”。进一步说,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与学术领域的激进主义思潮如疾风骤雨势不可挡,‘旧与新’、‘古与今’、‘常与变’之争,总是以前者的惨败而告终。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独立声音,基本被各种反传统的呐喊所淹没……‘反传统’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学术中最大的‘传统’,这一价值取向对文学史的研究极为不利。”所以陈平原不止一次地呼吁理论界不要忙于引进理论,当务之急是进行“理论整合”和建立“学术规范”。这便是与“国学热”殊途同归的“实学潮”,即倡导一种学院派的、本土化的重实证、重传统、重学术规范的厚实持重的学术路径。
  无论是“国学热”还是“实学潮”,都力主非政治的学术独立,都非常重视传统和加强考证,都寻求中西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对话和接轨,进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和体系,从而介入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其共同策略是倡导经典重读和重写文学史、学术史。李泽厚将90年代的这一学术转型概括描述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诚为的论。

  因之,我们看到最近十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始回归文献。但是,回归文献的经典重读或解读是否能够“还原历史”和多大程度上“还原历史”呢?回归文献后的分析理论是本土重建的理论框架还是一如既往的沿袭西方的理论话语呢?回归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唯一正途吗?正是在这种“问题意识”的导引下,郑先生开始了对学术方法的反思。
  对回归文献的经典重读,郑先生别有会心:“我所运用的方法主要是:先对经典进行解读,之后提升出若干观念进行分类,再就是逻辑的叙述,最后将这些分析出来的东西与思想史的发展作一比较,引申出其优点与缺陷,阐明其影响和地位。这样的方法当然有其优越性,但我后来进行了一些反省,发现:若从人生观与死亡观的角度来看,人们的思想必有一个变化相当大的过程,生死观可以说是个我化色彩最强的思想系统;而且,更成问题的是,人们说出来的与写出来的东西往往与真实的生活、人生的践履有区别,有时区别还很大,甚至完全相反,所以仅仅局限在文献的研究和解读中是很难真正把握中国人生哲学史的全貌的,尤其不能深入地体验思想家的生命情怀和生活意境。”
  走出书斋后的他在进行详细的实地考察后深深体会到了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遗训。比如,一个传世文献的陈述,即使明显可信,很多人都相信它,可是它也可能是伪科学的,而一个陈述虽然是不能让人相信的,也没有人相信它,但在科学上可能是有价值的。这里面有一个言意矛盾的问题。言意矛盾在古今中外各种语言中都存在,语言与思想存在着距离,传世文献中保存的东西绝非思想家的思想原貌。第一,存在“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矛盾。有些只可意会的东西,思想家也难以言传。第二,存在“言不由衷”的困境。比如中国古代“为尊者讳”相沿成习,文字狱绵延不断,所以“春秋笔法”实乃中国古代富有特色的写作原则。第三,“思想家思想的变化远远大于其著作中表述的观念,而这种变化往往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具体的生活环境之中。”这后一点在笔者看来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类和人创造的历史都在不断变化中,而在变化中去看待历史和人性本身的发展,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以来就一直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观念和方法。
  基于此,郑先生认为,在传世文献中,许多东西被刻意回避,许多东西被有意识地隐蔽起来、深藏起来。因此仅仅从经典的解读入手去研究思想家的思想是远远不够的,至少也是不全面的。所以,他倡导引入“思想考古”的方法。自1999年以来,郑先生前后耗时三年,行程上万公里,对13个中国历史上的学术文化大师如王安石、黄庭坚、周敦颐、陆象山等的遗踪进行了深入的寻访。“他不辞辛劳,走遍很多的偏僻的乡村,走过不少崎岖的山路,从祠宇、碑碣、荒墓之间,从残存的文献和故老的口头上,探得了许多珍贵的典故旧事,厘清了一些存疑的思想关节,显露了若干隐晦的事迹。”
  例如,在本书第三章《心香一瓣觅陶公》中,郑先生对历代陶渊明诗歌中“南山”释义的问题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独到见解。在江西有三座分属不同县境的“南山”,也有学者考证“南山”指庐山。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互相印证,郑先生认为,“在陶渊明的故居之地,根本无一座现实中特指的南山,南山实为陶公心中浮现的喻意之山。”此南山者,乃道教中相传为陈抟老祖修道之终南山,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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