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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初次分配领域中的政府责任问题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教育资源库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9-4

  关于国民收入分配领域内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我国当前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是针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分配体制弊端而提出来的,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观点包含着认识上的偏颇和历史的局限性,已经不完全符合我国基本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并造成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关系紧张、利益冲突加剧等严重后果。所以,追踪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源、寻求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办法是研究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问题的当务之急。 
   
  一、初次分配不公:我国再分配制度乏力的根源 
   
  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城乡、地区、行业以及个人之间出现的收入差距问题日益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的估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由1982年的0.30上升到2002年的0.45。2001年,中国10%最贫困人口消费份额只有1.8%,而10%最富裕人口消费份额高达33.1%,后者是前者的18.4倍。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3000万,城镇失业下岗者中的贫困人口约3000万,再加上残疾人、受灾人口等其他生活困难者,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数以亿计。 
  针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问题,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消除收入差距的再分配制度改革。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加大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力度,但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社会养老基金历史上形成的空账运转等原因,我国养老保险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同时,由于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处于极低收人群体的广大农民得不到基本保障。有学者认为,自1997年中国城镇开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由于中国“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使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得到一定改善,而对农村居民基本没有起到作用,拉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这样,中国的再分配机制不但没有缓解初次分配造成的差距,反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 
  政府的再分配制度之所以难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一定条件下的初次分配是企业行为或私人行为,是无数个市场主体通过一系列的博弈实现的,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分散性。初次分配格局已经基本体现了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础;初次分配领域一旦出现重大社会不公,政府再分配是很难加以扭转的。 
  当代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运行良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以分配率(分配率是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越高,则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为例,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如1999年,日本分配率为54.18%;2000年,美国、德国、英国的分配率分别为58.31%、53.84%和55.27%。在我国,劳动力仍然具有商品属性,雇佣劳动制度仍然存在,但我国分配率明显偏低,如2001年全国各地区加总分配率为51.45%,而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分配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上海、北京、广东三地的分配率分别为34.90%、45.75%和46.47%。在雇佣劳动者中,尤其是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水平长期低于其劳动力价值。 
  我国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按照形成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合理合法收入造成的收入差距,它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具有激励效应,应该加以肯定,因为让市场决定工资会创造出高效率的激励因素,而这种激励因素对于成功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这种情况造成的收入差距只能依靠政府再分配手段调节。第二种情况是由不合法收人造成的收入差距,即通常所说的“地下经济”或者“非法经济”;它一般从事政府禁止的生产项目或交易,如制毒贩毒、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等。非法经济的存在严重扰乱了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从事非法经济的厂商和个人则取得了高额的非法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我国的收入差距。根据陈宗胜和周云波的估算,各类非法非正常收入在全国范围内使居民收入差距上升了13%~23%,使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上升到0.4以上。第三种情况是合法不合理收人造成的差距。它是我国现阶段初次分配不公的另外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基于发展战略决策进行经济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却造成了事实上分配起点和分配过程的不公平,导致了日益严重并引起广泛关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问题。其中行业差距是指垄断行业和部门凭借其垄断地位,占有和支配优势资源、获得超额利润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垄断行业依靠无偿占有和低偿占有全社会公共资源,用行政性的垄断手段获取垄断利润,再实行市场的分配原则,行业利润高,员工的收入就高,使中国各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扩大。如2004年全国职工收入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中的证券业,人均为50529元;最低的是林业,为6718元,两者相差7.52倍。垄断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不但普遍高于其他行业,而且职工均可享受高水平的福利待遇,这就形成所谓的“福利腐败”问题。 
   
  二、“福利腐败”:我国初次分配不公的重要表现 
   
  “福利腐败”是2006年3月份由全国政协委员温克刚提出来的一个新名词,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讲的垄断福利。所谓“福利腐败”是指一些垄断行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和优势,将掌握的行业资源无偿或者廉价地向本行业的职工和家属提供,即在福利的名义下形成的行业腐败现象。例如,公交职工免费乘公交车、铁路职工免费乘火车、电力职工免费用电、电信职工免费打电话、供热职工免费供热、医院职工免费挂号、银行职工低价低息福利买房、民航免费机票全家通用,等等。 
  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这种“福利腐败”现象,实质上就是曼瑟尔·奥尔森(Mancer Olson)教授所说的“分利联盟”(distributional coMifion)问题。“分利联盟”即在市场约束力量不足以规范其经济行为之前,一批通过采取寻租等集体行动影响经济政策制定、寻求收入再分配来增加自身收入份额的个人所组成的、能为共同利益而一致行动的“搭便车”群体或组织。“分利联盟”本质上是一种“搭便车”行为,只不过其行为主体是一个集体而不是个人。奥尔森指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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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分利联盟”获得成功的两个条件是:一是实行了人数控制,即集体人数少、集体成员不对称;二是存在选择性激励,即在集体内对个人的奖励与惩罚都具有针对性,从而能够吸引或强迫个人为集体利益做贡献。“分利联盟”与阶级、政党这样一些集团相比,相对来说,人数少得多,而且每一个个体的作为都会对联盟的利益产生极大影响,联盟也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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