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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与泰戈尔-lunwen.5151doc

阎锡山与泰戈尔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1-6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是东方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代表作诗集《飞鸟集》《新月集》等词藻优美,脍炙人口。郑振铎曾评论说:“泰戈尔诚然是一个印度的爱国主义诗人。如果一场灾难把一切都毁了,泰戈尔的爱国诗歌能拯救世界。”而阎锡山则是一著名的军阀政客,从辛亥革命担任山西督军开始,统治山西长达38年之久,是民国时期在位最长的封疆大吏。令人称奇的是,阎锡山这个大军阀与泰戈尔这位大诗人曾有过一段相谈甚欢的“亲密接触”,值得后人玩味。
  事情要从1924年泰戈尔造访太原说起,应中国学者梁启超、蔡元培之邀,这一年的4月,泰戈尔率领由国际大学教授沈漠汉、画家南达拉波斯、英籍私人秘书恩厚之等组成的访华代表团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4月12日泰戈尔一行抵达上海,先后访问过南京、杭州等地后,于4月23日到达北京。在北京期间,泰戈尔曾由诗人徐志摩和林徽音陪同游览了北京风景名胜,并到故宫访问溥仪。本来泰戈尔是计划从北京到大连,然后从大连乘船东渡日本的,但当泰戈尔听徐志摩等人介绍山西的乡村建设搞得颇有特色,这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
  事实上,泰戈尔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在印度他还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改革家,在自己的家乡泰戈尔一直进行着一种乡村建设计划,主要内容是在农村设立学校、医疗队,加强畜牧业和手工业,并提倡全民性的文艺活动,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出路,教育能普及,文化能发展。客观地说,泰戈尔的乡村建设计划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因此,泰戈尔访华时希望在中国也能找到一块地方来实验这种改革计划,于是泰戈尔临时改变了自己的行程,在徐志摩的陪同下专程来到了太原。
  泰戈尔这位享誉世界的大诗人要来太原访问,消息传到阎锡山耳中,他深感荣幸,认为是宣传他的所谓山西经验的大好机会,便安排人手精心组织了对泰戈尔的欢迎接待。5月21日下午4时许,搭载泰戈尔的火车徐徐驶进了正太路火车站。火车甫一停稳,当满面苍髯的泰戈尔,头戴绛色冠,身着青色袍跨出车厢时,现场顿时一片沸腾。早有人点燃了喜庆的鞭炮,伴随着“啪啪啪啪”脆响。军乐队也奏响了欢快的迎宾曲。来自太原30多个群众团体的几百名代表,纷纷涌上前去脱帽向泰戈尔致敬。山西督军公署交际课英文秘书潘太初代表阎锡山专程前来欢迎,整个正太车站被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泰戈尔被眼前这热烈的情景感染了,他不断地和欢迎者握手,热情地打招呼。出了正太车站后,泰戈尔乘坐马车到太原外国文言学校稍事休息,随即前往山西督军公署访晤阎锡山。
  阎锡山办公的督军公署是一个有着二十几个院落、近千间房子的大院,都督府、得一楼、穿心院、南厅、北厅、东花园、西花园等建筑,错落有致又互为拱卫地连在一起,外人进来,是根本找不着北的。在陪同人员的引导下,泰戈尔饶有兴致地观赏了督军公署的雕刻、孙中山真迹、斗拱等建筑,漫步过迷宫般的回廊、暗道、楼阁。他打着手势,风趣地对随行人员说:“我觉得住在这迷宫里的阎锡山更是个谜,让人回味无穷。”
  当泰戈尔一行进到督署内北厅门口时,阎锡山已经等候在那里了。只见他40多岁的年纪,矮小的个子,留着两撇黑胡子,身穿黑缎布褂,脚穿黑布鞋,一点也不像个赳赳武夫,倒像个十足的乡村学究。没等泰戈尔说话,阎锡山先开了腔,一口浓厚的山西五台口音:“今天早上喜鹊呱呱叫,我想什就来什,就把你泰戈尔先生迎来了。”说着手一让,将泰戈尔一行人请进客厅。
  阎锡山虽是军阀,但一向标榜是文武全才的儒将,双方落座后,通过翻译互相寒暄了几句家常,话题很自然转到了哲学方面。阎锡山打开了话匣子,自我表白道:“鄙人留学日本打开了眼界,但仍笃信儒学:‘唯物哲学认统一为过程,矛盾为经常,故以治为变乱为常;儒家心物一体哲学认为矛盾为错误,统一为正常,故以乱为变,治为常。欲拔乱反治,须发扬心物一体的哲学,为政应站在全民的利害上’,这便是鄙人为全山西人民服务的出发点。”
  泰戈尔听了阎锡山的话若有所思,他抚摸着自己浓密的络腮胡子说:“这次我由印度来到中国,又绕道前来山西,得与诸位在此谈话,我的心中实在欢喜。印度与中国,在世界上都是东方的古国,而印中的文化关系亦发生甚早,所以我到中国来,好像是到了第二故乡。”
  说到这里,泰戈尔仿佛是有意考问阎锡山,道:“请问阎先生,什么是东方文化?”
  阎锡山沉吟了片刻说:“东方文化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中’字。”
  泰戈尔一听来了兴趣,紧接着问道:“什么是中呢?”
  阎锡山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解释道:“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此‘种子’为不可思议,不能说明的,宇宙间只有个种子,造化也就是把握的这种‘种子’。假定地球上抽去万物的‘种子’,地球就成了枯朽,人事中失了‘中’,人类就陷于悲惨。”
  听了阎锡山的解释,泰戈尔微笑着点点头,那表情或许是赞成,或许只是出于礼貌和尊重,稍停顿一下泰戈尔又说:“阎先生,您说中国是中道文化,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呢?”
  阎锡山叹了口气,无奈地说:“不只上海、天津、北京找不到,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你们想要找,去乡村可以找到一点。”
  双方一来一往,共同语言颇多,不知不觉到了晚餐时间。阎锡山盛情邀请泰戈尔共进晚餐。为了表示自己的简朴家风,阎锡山请人吃饭从来不上大鱼大肉,就是“五盔四盘”招待。“五盔四盘”即五个热碗四个冷盘,五热为丸子、豆腐、猪肉烧粉条、豆芽、烧山药;四冷为熟牛肉、蒸藕根、芥根丝、腐干。这次泰戈尔吃的也是"3i盔四盘”,外加一个玉米汤。主食有馍、糕和晋北的大米饭。出于对客人的尊重,平时滴酒不沾的阎锡山破例陪泰戈尔喝了点杏花村汾酒,还打趣道:“我们山西人的理想是:首都迁到武乡;太原成中央;国酒汾阳王;国宴玉米汤;国语五台腔;国歌山西邦。”听了阎锡山话,客人们都哈哈大笑,一时间气氛非常融洽。对这充满山西地方风情的“五盔四盘”,泰戈尔非常新奇,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
  借着酒兴阎锡山又夸耀了一番他正在山西推行所谓的治晋方略,“民国六年,锡山兼绾民政,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提倡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等所谓‘六政’,其中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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