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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进程中城市用地发展与土地增值问题-摘自论文资源库

信息化进程中城市用地发展与土地增值问题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1-28

摘 要:信息化进程给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带来诸多影响,信息资源作为生产力和生产组织的关键因素对城市经济和城市用地状况产生了重要影响,城市的土地价值因为这些变化而表现出新的特征。
  关键词:信息化;城市用地;土地增值
  
  一、城市土地增值的经济学原理及相关研究
  
  城市土地价值增值是指在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土地价值与土地资本的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有供求增值、用途变更增值、投资增值、技术进步增值以及城镇规划和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影响。
  在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方面,芝加哥学派发展了城市功能结构理论,运用社会经济学理论分析城市用地问题。Burgess研究了同心圆理论,Hoyt提出了扇形区理论,Harris和Ullman发展了多核心理论,Russwurm研究了区域城市模式,Muller探讨了大都市结构模式。随着城市向信息化发展模式转化,数字城市、信息港、虚拟城市、比特城市等理论和概念相继涌现。
  在区位理论方面,阿尔申德•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代表了古典区位理论研究的主流。克里斯塔勒提出的中心地理论界定了中心地、中心地功能及中心度的概念和划分依据。上世纪90年代, Harrington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选择取决于劳动力来源和成本以及顾客的区位。Castells则指出由于市场状况的不确定,信息技术制造业的区位选择依赖于具体的产业功能间的关系,表现出弹性的区位模式。
  在地租理论方面,李嘉图、杜能在配第《赋税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地租理论。此后马克思提出了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的地租理论体系。上世纪60年代,Alonso、Mills等经济学家在传统的地租理论中引用边际分析,创立了新古典主义城市地租理论。 Alonso在竞租理论和空间均衡模型中引入了区位平衡的概念。
  
  二、信息化条件下城市的发展与组织
  
  1.信息化影响下的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
  依靠科技力量、社会交互和群体协作,电子信息技术和信息交换承担起全局性的战略任务。信息和知识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信息资源对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已经逐渐超越了工业化生产组织的影响,成为左右社会组织的主要因素(陈静,2004)。
  第一,从产业结构优化的角度看,信息产业正逐步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提升了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比重,直接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此外,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传统制造业提供了高科技的生产设备,从而提高了产品质量与劳动生产率;二是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使传统产业的管理决策模式趋于规范有序、合理科学;三是增强了产品本身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以信息与服务为主体的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黄炳坤 等,2008)。
  第二,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看,智力与信息资源成为重要的资本和财富。人力资源与信息资源通过网络方式得以共享,从而有效地提高资源使用率,降低成本,缩短周期,提高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在信息化影响下的城市结构重组也将拉大城市的差别。信息化在扩大贸易范围、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因其连接的不均衡性造就了新的电子边疆。
  第三,从社会生活空间的角度看,人们通过网络的触角所采集到的信息较之工业社会呈级数增长,商务活动、了解新闻和发表言论等等不再局限于固定的物理场所,变得越来越便捷和非物质化,消费、娱乐、学习、交流等行为方式也越来越依托于各种电子设备和相关软件,形成虚拟与自由的社会文化生活空间。在此之上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日趋离散化。
  2.信息化条件下城市用地发展的变化
  随着工业经济向信息服务型经济的逐步转型,信息社会的城市面临着空间分布模式的重构。一方面,由于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城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挣脱集聚作用的束缚,布局趋于分散和随意,地理区位差异可能因此而相对缩小。
  经济上,伴随着电信、软件业等信息产业在现代产业体系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信息发展模式对原有的空间布局要素产生了作用,进而影响了新的空间逻辑。因此,工业生产的大工厂体系逐渐向基于信息网络平台的小企业转化,生产用地则可以分散到城市的不同区位(吕小彪,2005),出现“飞地型城市化”,形成开放的信息化网络。
  技术上,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信息产业本身都依托于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先进生产与管理方式,进而导致了生产组织的全球化。在这种模式下,专业分工更加趋向细化和分离,从设计到生产元件到组装再到销售能够分散到全世界不同区域完成。基于信息网络的生产过程依靠计算机的管理控制和网络信息的及时交互,信息的收集与交互效率日益受到重视。信息弱势的不发达区域承担起大部分的物质生产,与信息量大、辐射力强的经济技术中心之间的差距也将进一步拉大。此外,借助数字通讯手段的发展,“SOHO”模式逐渐使工作人员分散化,工作人员可以远程接收任务和通讯互动,有望减轻道路交通系统的压力,降低部分公共设施用地与交通用地比例,减少交通能耗和空气污染。
  文化上,部分娱乐、交往和办公等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能够基于信息化的平台完成。一部分集约化的场所可能由信息技术所搭建的虚拟空间承担。随着城市边缘区域生态环境的优化、交通路网向城市外围的延伸以及文化教育与通信基础设施的完善,人们在选择居住和商业用地等方面有向城市边缘区域和郊区迁移的趋势,从而使城市结构倾向于分散化与网络化。当然这并非意味着面对面的交流因此而消失。
  另一方面,企业选址或个人定居上的分散性并非意味着传统城市的集聚作用无足轻重,而是呈现出新的发展模式。首先,中心城市由于历史所积累的互联功能和发达的物质运输系统,为信息服务型经济提供了高效的场所。无论是政务、商务,还是文化范畴内部以及相互之间都有面对面交流和物质交换的需求,因此其信息的处理和交互均具有集聚的倾向(豪尔 等,2002)。地理距离的邻近性和集聚效应对物质流通、交流互动仍具备有力的影响,企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城市的规模效益。其次,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处理能力在空间上仍存在着不均衡的发展模式。中心城市由于集中了主要和巨大的信息流,所以不仅在信息服务型经济的模式下仍能维持经济重心的地位,而且拉紧了区域间的信息联系,加强了不同区域间的经济依赖性。对外经济贸易范围和经济贸易活动因此而加大与增多,区域间的协同发展也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升。最后,信息服务经济影响下的城市结构和路网体系表现出新的网络化多中心布局框架。传统的政务商务中心、传统工业区、以生态旅游休闲为主的新城区、发展现代制造业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此类城市新中心的定位虽然分散但仍集聚成为多个核心。
  
  三、信息化对城市土地价值的影响
  
  影响土地价值的因素很多,包括土地自然条件、政策制度、人口经济状况、交通设施条件等等。而城市土地的利用和社会经济条件紧密相关,因此关于其价值的讨论也离不开区位、土地用途、人口密度、交通运输、城市基础设施、市政规划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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