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论文资源库 >> 论文资源 >> 财政税收 >> 财政研究 >> 正文

财政购买性支出执行行为之司法规制==5151doc

财政购买性支出执行行为之司法规制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2-1

摘 要:公共权力的行使原则上不受司法审查,司法对抽象的财政支出行为的规制乏力,由此,造成财政支出行为可诉性较弱的现象。引入司法权规制财政购买性支出执行行为,可以解决其可诉性的缺陷,以使其纳入法治财政的轨道,防止政府滥用财政支出的权力。司法规制财政购买性支出行为的制度进路,除了依仗救济私人经营者利益的直接诉讼机制外,还可考虑创建救济公共消费者利益的间接诉讼机制。可见,建构实现其可诉性的诉讼机制,可以均衡国家、私人经营者和公共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利益。
  关键词:财政购买性支出;执行行为;司法规制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政府应该履行资源配置、经济稳定和再分配功能”(Musgrave,1959),政府集中的财政收入只有按照行政及社会事业计划、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进行统筹安排运用,才能为政府完成各项职能提供财力上的保证。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称为财政支出,是一级政府为实现其职能对财政资金进行的再分配。自20世纪始,现代社会的法治理念经历了从“要求政府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到“防范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演变。“不断有经验告诉我们,每一个拥有权力的人都易于滥用权力,并尽其最大的可能行使他的权威”,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孟德斯鸠,1961)。要防止财政支出权的滥用并将之纳入法治轨道,有必要引入司法权加以规制。现实中的财税问题纷繁复杂,只有选取具有典型性的案例进行研究,才能挖掘和抽象蕴含其中的财税法原理,从而为诸多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相应的法律对策。实践中,税案不少,财政支出方面的案例却不多,与这一领域司法规制的缺失不无关系。
  法律上有所谓公权与私权的划分,而私权的行使受到司法的全面审查较为普遍,公权的行使原则上不受司法审查,财政支出权往往动辄牵涉国家权力,司法对抽象的财政支出行为的规制乏力,由此,造成财政支出行为可诉性较弱的现象。然而,“法是使各种目标最终通过诉诸公的强制、制裁手段得以实现的社会性机制”(田中英夫 等,2006)4-5。尽管抽象的财政支出行为是否可诉与宏观调控行为是否可诉一样,存在着可诉与不可诉两种迥然相反的观点,但区别于财政支出决策行为的执行行为,不但具体可诉,而且有规可循。为了更集中地进行论述,可择取最有典型意义的“财政购买性支出执行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注:财政支出的内容可以进行合理归纳,以便准确反映和科学分析支出活动的性质、结构、规模以及支出的效益。根据不同标准,财政支出可以分成不同种类,最有讨论必要的是将其分为购买性支出、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其中,购买性支出行为可以进一步分为决策行为、执行行为与监督行为。)并试图论证其何以应当以及如何实现司法规制,以解决其可诉性缺陷问题。财政购买性支出执行行为的可诉性欠缺,既有法治理念底蕴不足的因素,也有现实诉讼机制欠缺的缘由。“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是在于经验”(Holmes,1963)。法律文本的生命力来源于其可诉性,可诉性可谓法律文本与司法实践的连结点,是“法所必备的为了判断社会纠纷的是非而使纠纷主体可诉求于法律公设的判断主体的属性”(谢晖,1999)。
  政府的权力不论是来自于人民通过投票表达的明确授权,还是人民的默示同意,政府都应该是一个可以由人民问责的。“政府应当做什么是讨论税收和财政的角色时必然涉及的门槛性的问题,因为政府所做的任何事都必须由人民付钱。政府做的事越多,人民要付的钱越多。”(McGee,2004)“权力制约”是一种与国家政治架构和法律运作紧密相关的制度设计。司法是任何法律运行的必备要素和任何法律纠纷裁断的权威象征,缺少司法救济的权利必然只是虚设的存在,所谓“无救济则无权利”、“有权力必有救济”(刘恒,1998)。司法规制公权力是最重要的保护私权利不受侵害的解决途径之一,诉讼是解决纠纷、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为普遍的司法规制途径。依据法理学上对可诉性的认识,不妨将购买性支出执行行为的可诉性界定为:对财政购买性支出执行行为的不满可否向法定机构倾诉,以使其法益得到保障,包括是否可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诉。司法规制财政购买性支出行为的实现,除了依仗以保护私益为中心的传统诉讼机制之外,还可考虑创建保护公益的新型诉讼机制。
  
  二、购买性支出执行行为何以应受司法规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逐渐从自产国家发展到税收国家、预算国家,经济结构出现根本变化,社会分层开始出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出现差异,呈现多元趋势。熊彼特在《税收国家危机》中率先提出税收国家的概念:解决税收国家财政需求问题的前提条件是“国民不能有日益高涨的支出意愿和权力要求,因为税收国家的财政负担能力毕竟是有限的”(葛克昌,1996)。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后,特别是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目标和1994年启动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地位逐渐显现,奠定了国家主要通过税收取得财政收入的基础。1999年开始的预算制度改革,预示着我国开始迈向“预算国家”,即拥有现代预算制度的国家,采用现代预算制度组织和管理财政收支。所谓现代预算,必须是经法定程序批准的、政府机关在一定时期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财政收支计划。预算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治理能力,“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预算能力。”(Schick,1990)所谓预算能力,就是指国家能否有效而且负责地筹集和使用财政资金的能力。
  遵循现代预算原则的国家必须具备两个显著标志:财政统一和预算监督(王绍光,1997)。预算国家的提出,有助于修正过去重收入轻支出的价值取向。财政支出是政府花钱的行为,当前财政支出结构的特点是:行政维护性支出、经济性支出的比重过高,社会性支出的比重偏低,“重分配、轻监管、不问效”。“政府的扩张始终伴随着公共支出结构的巨大变化,而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又反映着人们对政府应该做什么的观念发生了变化。” (坦齐 等,2005)因应行政权内部分权的改革,购买性支出行为可以分为决策行为、执行行为与监督行为,决策行为主要是权力机关的行为,内化于预算案的编制上,而执行行为则突出地表现在预算案的执行上。目前,预算草案的编制由行政机关负责,但是,预算收支科目的设计不尽合理,预算编制的内容粗糙、过于笼统和简单,透明度过低,即使到了执行环节,预算也无法得到严格执行,预算执行的弹性大,更无法追究相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因而对财政支出的监督通常无从着手。而预算编制的形式的合法性比较欠缺、收支测算的方法过于简单、编制和编制的时间较为仓促,使得预算脱离实际,审批流于形式。预算案编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可以通过改革收支科目、细化编制内容与提高透明度等措施予以解决,从而提高其执行效力,同时,还应考虑从司法上予以规制。
  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来源,从主要由财政投资、举办国企亲自进行生产,到依法强制取得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到市场上购买,使得财政购买性支出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在财税法学研究上尚嫌薄弱。购买性支出作为一种消耗性支出,是政府使用财政资金在

本篇论文来自lunwen.5151doc.com[论文资源库]收集与整理,感谢原作者!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需转载或摘录请注明出处:论文资源库 http://lunwen.5151doc.com

论文录入:5151doc    责任编辑:5151doc 
【字体: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在线投稿 | 版权申明 | 网站登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