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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西京无太学”争论的思想文化史阐释-lunwen.5151doc

谈“西京无太学”争论的思想文化史阐释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2-6

论文关键词:太学与辟雍的关系 思想观念 大学教育
  论文摘要:有关西汉太学设立的时间,自古及今争讼纷纭。本文认为,东汉以降太学、辟雍关系在思想观念上纠缠是造成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东汉现实政治生活中,两者虽在目的、功能上有部分重叠,但地点上分离,各自拥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然而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两者却被混而为一,以辟雍指称太学。此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太学与辟雍的分离,是教育日益显示其独立性的表现。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太学作为阐明五经要义、培养行政后备人员、实现儒家教化社会的重要机构,在两汉的政治社会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古往今来前圣先贤关注的焦点问题。但是从晋朝尚书郎晋灼在其《汉书集注》中根据天子在曲台行射礼而下了“西京无太学”的论断之后,围绕太学创建时间的问题聚讼纷纭,直到现代,学者们依然在此问题上纠缠不休,不能达成共识。姜维公博士在《汉代学制》一书中对此问题的古今争讼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争论的共同点是将有没有独立校舍作为汉代太学创建的重要标志。既然太学的设立有明确的标志,每种观点的论者都引经据典地论证,但为什么古往今来那么多学者殚思竭虑、严密论证依然没有定论?西汉有无太学的问题。在两汉时期并没有引起过任何的疑问,为什么后代反而在这个问题上会产生分歧?笔者认为:东汉以降,拥有各自独立地位的辟雍与太学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混淆并以辟雍指称太学,是晋灼作出论断以及古今聚讼的根本原因。 
   
  一、两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辟雍与太学 
   
  元朔五年(前124)丞相公孙弘、太常孔臧等根据武帝的诏书,提出建设太学的具体计划:“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汉武帝接受建议,西汉太学建立。西汉中后期,太学的规模和影响呈日益扩大之势。辟雍是周代的大学教育机构,作为追寻周代精神而起的机构是在西汉后期儒学全面向政治渗透的背景下被提上日程的。成帝时“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结果因成帝驾崩未能成行。平帝时王莽专政,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汉很快被王莽所篡,新朝国祚短暂,辟雍在西汉存在的时间很短。 
  东汉建立后,儒学在皇权的支持下落实到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太学、辟雍很快在洛阳修建起来“建五五年,乃修起太学……中元元年,初建三雍”。太学和辟雍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电子版《后汉书》中查询到辟雍出现69次,太学出现109次。我们知道,周的文化精神虽是汉政府效仿的对象,但是建立在家国合一,宗法血缘之上的礼乐制度已经消失在春秋战国的战火硝烟之中。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汉代文化建设虽重视礼乐文化传统,但内容和形态上都与周有本质的不同,这就决定汉代的大学“太学”与周代的大学“辟雍”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实际的运作中两者地点分离,两者各自具彼此不能替代的功能。 
  1 两者各自有独立的建筑。“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辟雍始成,欲毁太学,太尉赵熹以为太学、辟雍皆宜兼存,故并传至今”。这则史料明确地表明了在东汉。太学和辟雍是作为两个机构存在,各自有各自的建筑。太学先建成,辟雍后建,但是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汉书·明帝纪》注释中引用《续汉志》的资料讲到在举行养老礼时的程序:三老、五更“皆齐于太学讲堂。其日乘舆先到辟雍礼殿,坐于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门屏”。太学和辟雍拥有各自的建筑,太学的标志建筑是讲堂,辟雍是礼殿,两者有一定距离,但是距离不会太远。考古的遗址发掘也证明了两者是互不统属的建筑:王仲殊《汉代考古概说》中绘制的东汉都城平面图上,两者在都城外东南方向,相临而建,辟雍在太学南。考古报告指出:“太学的遗址主要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在辟雍之北,周围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00米:另一部分在它的东北约100米处,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50米。明堂和辟雍建于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56年),在平城门和开阳门外约1000米处,辟雍在东,明堂在西,相距约150米”。 
  2 两者各自有独立的功能。三国魏国名臣王朗谈到汉代历史说:“辟雍所以修礼乐,太学所以集儒林,高襟所以祈休祥”;晋朝纪瞻也有基本相同的看法:“辟雍所以班礼教,太学所以讲艺文”。东汉时,辟雍主要的功能是举行养老礼和大射礼。《汉官仪》记载“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车驾临辟雍,从北门人。三月、九月,皆于中行乡射礼”。《后汉书》中记载的明帝、和帝、顺帝在辟雍中的活动是举行飨射札、养老礼。《白虎通·辟雍》:“大学者,辟雍,乡射之宫”。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五十九云:“案乡大夫之射,不得在辟雍,而班氏以辟雍为乡射之宫者,乡与飨通,即诗大雅灵台孔疏引韩诗说所为春射秋飨也,依其说,则辟雍为天子大射之宫”。辟雍中的典礼仪式一方面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同时作为皇帝施政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意识形态建制的一部分,它通过象征性的仪式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上面引用《续汉志》的资料中三老、五更到辟雍后:“天子迎于门屏,交拜,导自阼阶,三老自宾阶升,东面。三公设几杖。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俎,执酱而馈,执爵而醑。五更南面,三公进供,礼亦如之”。在整个程序中,皇帝处于尊位,从象征尊位的阼阶进礼殿;象征社会生活中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只能从宾阶进入礼殿。之后的讲经更是耐人寻味:“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皇帝正坐讲经,意味着皇帝即是君又是师拥有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力,经学大师只能如弟子一样听讲问难,丝毫没有一点为君师的特权。 
  光武帝时戎马未歇,就着手修建太学。顺帝时修缮太学“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几乎每位皇帝都要亲临太学,视察工作,并且给予太学师生各有等差的赏赐,以示优容。太学在东汉的功能主要有一、为政府培养行政人才。“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董仲舒建议在太学设立后得到了实施。通过考试选拔,博士弟子进入行政系统。东汉时随着太学人数的增多,政府从太学选拔人才的路径越来越广:东汉初太学的考试设甲乙两科;质帝时,规定不再分科,岁试只取高第“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桓帝时,废除了取官的名额限制,以通经多少作为录用迁升的标准,并更定课试办法,两年一试。二、太学是全国的学术中心。这里汇聚了著名的经师讲学论道,赵翼在《陔余丛考》中专门列出“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条:“经义之专门名家,惟太学为盛,故士无有不游太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议郎蔡邕、张训等正订六经文字,刻成熹平石经,立在太学的讲堂外,作为经书的标准版本,“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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