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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货殖列传》中体现的经济思想探析-摘自论文资源库

《史记•货殖列传》中体现的经济思想探析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2-12

摘 要:《史记•货殖列传》是司马迁记录经营农、牧、工、商诸业生殖货利及相关的人物传记。在对他们的叙述和评论中,体现了司马迁的许多经济主张,简要摘录《货殖列传》中有代表性的一些片断,一一阐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分工论;义利论;善因论;价格规律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不朽著作《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史书和卓越的文学作品,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背后,它对经济学方面也有着相当精辟的描述和开创性的见解,其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二篇中,尤其是《货殖列传》,记载了诸多有价值经商案例,充分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史观和卓越的市场经济思想。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载经济问题的专门著作,开史书记载经济活动的先河。故梁启超说,“其全篇宗旨,盖认经济事项,在人类生活中含绝大意义,一切政教,皆以此为基础”。钱钟书也称赞其写了“民生日用”,“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由此可见一斑。
  司马迁生活在封建经济繁荣的汉武帝时期,当时正处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时代,统治者极力推崇中央集权,大力倡导儒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世俗主流观念是“农本工商末”的重农轻商思想以及对道义的崇尚和对功利的鄙视。而司马迁的主张正好与此相反,他突破了先秦以来的“重本抑末”的传统思维,主张发展工商业,推崇个人致富以满足求利的天性。不但在当时独树一帜,极具前瞻性,并且对当今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从分工论、义利论、善因论和价格规律四个部分分别阐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着重分析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知灼见,并对它们的现实意义做简短的评述。
  
  1 分工论
  
  在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他针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况,描述了两种不同分工形式,即区域分工和社会分工。
  司马迁是这样描述了西汉王朝的区域经济,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是夫山西饶材、竹、毂、泸、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锌、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并且这些资源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他认识到不同地域出产不同物产,在地理上可以尽地力生产特色产业 ,满足当地人民发展需要。因地制宜,而不应受政策影响,这就是区域分工。区域分工可以丰富物品品种,提高产量,发挥区域优势。这和我们当今推崇比较优势,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发展区域特色产业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他又引用《周书》说道,“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农虞工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人民衣食住行的根本保障,是缺一不可的,此所谓社会分工。他主张四业并举,不可偏废,互相联合,才能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有效地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生产再生产体系。
  司马迁认为分工是自然形成的,强调农虞工商之分工,“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并且社会经济生活还同时受自然规律支配,由于社会分工,人们之间的互通有无的行为“若水之趋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这里的“道”“自然”无疑是指市场上的经济规律。经济规律通过协调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的行为,使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普遍认为农业才能创造财富,交换不能创造财富,因而商业只能造出不劳而获的人,而这些人被看作是对整个经济社会有害无益的“蠹虫”。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司马迁却看到了农虞工商四业作为人类经济生活的基本结构,都具有创造财富的积极作用,并且不遗余力地强调商业是经济结构中最活跃的环节。而区域分工和社会分工的自然形成必然导致商业这一流通枢纽的出现,从而充分肯定了商业在调剂余缺,沟通有无,货币流通和积累财富方面的重要价值。这些真知灼见在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建树上,应该说是很大的贡献。
  
  2 义利论
  
  在中国悠久的封建社会里,“利”即物质财富在很长时间那被统治阶级及其为之辩护的道德家所鄙视和唾弃。他们认为“义”是君子们所必须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而“利”则是小人之举。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罕言利”,足见他们对求利之心的抵牾之深。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否定了他们的观点,并且认为求利是人们的天性,而天性是必须引导的,盲目地抑制只能适得其反。在《货殖列传》中,他说“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所以,享受安逸,追求名利是人们的本性,即“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是“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贵人,“守性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攻城先登,临阵却敌”的军士,“攻標椎埋,掘冢铸币”的闾巷少年,“走死地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虎”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工之人,无一不在追求财富。只有揭开统治阶级温情脉脉的面纱,才能还原人性本来面目。求利之心不是可耻之事,是符合实情和人性的,只有以这种求利之心作为动力,产生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经济生活才能活跃起来,社会才会发展。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曾走进了重“义”轻“利”的误区,片面强调道德伦理,忽视人们的求利欲望,这是必须深思和反省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必须满足社会中每个人对物质利益的需求,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统一的,只有实现了个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实现才有保障。
  司马迁还把“义”和“利”统一起来,并且阐明了“义利”之间的关系。他继承了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念,提出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一个社会,人们的思想素质取决于社会富裕的程度。社会贫穷,人们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社会富裕,人们讲求礼节,安居乐业,热心公益。所以“利”是“义”的前提和基础,“义”是人们得“利”以后的必然追求。其实这里的“义”和“利”无异于当今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才有充分的条件可能去培养自己的道德水平与实现自己的精神价值。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健康发展。
  3 善因论肯定了人们的“求利”之心后,针对当时盛行的“轻重论”,司马迁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司马迁的“善因论”。面对人们求富的心理,为政者应该如何应对呢?董仲舒说:“夫民之从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董仲舒认为人们的求利之心是可怕的,必须用教育的手段来阻止提防。司马迁的观点与此不同,对于人们普遍的“求利之心”他认为挨门逐户去说教,也是“终不能化也”,还不如因利势导,顺应自然。他认为国家最好不要干预经济发展,听任私人进行贸易,生产等活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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