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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怀念二叔》:巴金晚年对现实的最后一瞥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2-21

论文关键词:巴金  《随想录》  《再思录》  《怀念二叔》 
  论文摘要:巴金的《再思录》基本延续了《随想录》的主题。但由于生活环境的相对封闭,以及作者精力所限,他的思考逐渐离开了对现实的关注,而转向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人生彻悟阶段。《怀念二叔》是巴金晚年转向的标志,是他投向现实的最后一瞥。
  巴金《怀念二叔》一文作于 1991年 ,是他晚年后《随想录》阶段的创作;最初发表于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 10月号,收入作者最后一个集子《再思录》。 
  《随想录》于 1986年完成后,巴金依然关注着社会现实,并有意续写随想。作为与巴金晚年经常过往的老友,黄裳在致友人信中谈到巴金当时的情况说:“巴先生还好 ,我七天前去看过他 ,他什么都知道 ,包括风言风语。但他总觉得弄不出什么花样来,还是很平静的。……有新华社记者来访,他则以已停笔谢绝了发言。”(1987)“巴公仍如常。前天去看他,仍注意时局近事,这在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确是不容易的。”(1987)“巴公很好,西湖归来重了几斤,精神也好,他说要写随想录续集,我当然加以鼓动,可见神气不错,还替他买了一部《左传》,说是要查一个典故云。”(1989) 寸于现实中的“风言风语”、“时局近事”,巴金不但难于释怀,而且简直是忧思满胸,精神稍好便要续写随想,尽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他在后《随想录》写作中,仍以个人经验反思历史,通过历史反思尽可能参与 20世纪 80年代后半期的现实风云。 
  《再思录》是巴金《随想录》之后所有文字的总汇 ,它基本延续了《随想录》的主题 ,如反思 “文革”、怀念师友 、回顾(总结)写作道路等。但与《随想录》不同的是 ,《再思录》对现实的思考更趋隐晦,同时,由于生活环境的相对封闭,以及作者精力所限,他的思考逐渐离开了对现实的关注,而转向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人生彻悟阶段,也就是将《无题集》开始的对托尔斯泰晚年道德困境的思考引向深入 。 
  1986年始,巴金着手整理编辑《巴金全集》,作为对写作生涯的总结,他写作了一批“解释旧作”的序跋;同时,由于已步入迟暮之秋,加之很多早年的师友相继离去,他又写下了多篇长短不一 、充满人生总结味道的师友杂忆。1981年 6月,巴金曾在《(序跋集)再序》中说:“在我,自信和宣传的时期已经过去,如今是总结的时候了。” 随想录》和《再思录》都可以说是作者“总结”的成果,但二者的“总结”又有很大不同,前者借总结干预现实 ,是战斗的,仍有很多宣传的因素在,后者借总结检讨人生是为提升人生的境界,宣传的色彩渐次褪去,是真正的充满依恋而又不得不谢幕的总结。遍览《再思录》文本,我们发现,巴金最后一篇带有较多宣传因素的作品是《怀念二叔》。 
  据文中曾提到托友人黄裳买《春秋·左传》一事,并结合上文引述黄裳致友人信可知,巴金写作《怀念二叔》的想法产生于 1989年,并且为此做了积极的材料准备。作者在文中深情忆起关于二叔的事,他的脾气、他的辩才、他的室名 、他思想的开明,以及从他那里借读《说部丛书》等。文中特别谈N---叔给“我”和三哥讲解《左传》,以及讲解《聊斋 ·席方平》一篇“春秋笔法”时拍案喊出“必讼”二字的情形,作者称自己不但从讲解中窥得文章奥妙 ,而且由此生发出二叔是他“讲真话”的老师。作者在行文最后似乎不经意引述了《左传》中崔杼的典故:“太史书日:‘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作者接着议论道:“治学有骨气,做人也有骨气。人说真话,史官记实事,第个死了,第二个站出来 ,杀了三个,还有第四、第五……两千五百三十九年前的崔杼懂得这个道理,他便没有让 ‘太史尽死 ” 这段话中的“太史”正是巴金的自况,而为民族留下历史的“真的记忆”,拒绝对历史真相的无意遗忘,并揭穿有意的简化、遮蔽甚至歪曲(其结果是集体的被强制遗忘),这也正是巴金随想写作 目的的夫子 自道。“历史是抹杀不了的”,这是试图改写历史如崔杼者流应该明白的道理;“历史是不容抹杀的”,这是整个民族集体的愿望和呼声,但它又往往沦为意识形态宣传的托词;保证历史真相不被抹杀、改写,阻止政治对历史的谋杀 ,还公众一个清白的历史记忆 ,这是“太史(知识分子)的责任所在,即使执简以往,杀身殒命也要前仆后继,讲出真话,记下实事。显然,崔杼的典故并非作者信手拈来,而是有意用之,1989年即买来《左传》查阅这则典故,可见 ,文章的构思与它紧密相关。通观全文,对典故的生发是这篇怀人散文的重心,而“怀念二叔”似乎成 了展开议论的引子。如果说这篇随想有总结和宣传两种命意,那么宣传的目的显然超过了对自我人格的探源式回溯“必讼”与“必书”虽然是巴金得自于早年熏陶的人格精神,但它们被作者赋予了更多现实意义,不但借此重申了讲真话的话题 ,而且触及了面对当政者的残暴,知识者如何 自处与处世的问题。在这里,作者追求的自我形象不再是“文革”中只求自保的苟活者,也不再是“文革”后痛苦的反思者,而是历史记忆的执著而忠实的守护者,不畏强权恪尽职责的知识者。当然,作者的追求也是他对知识者群体的期许:一个知识分子要在岗位上尽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在做人、治学(写文章 )中坚守“有骨气”的精神品格。毫无疑问,巴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绝非仅仅为了怀人说古,高扬古代士人的不屈气节,他的思考有着无法言明的现实针对性,同时也是对知识者人文责任的痛切呼唤。 
  从 1978年 12月写成《谈(望乡)》,到 1998年底1999年初修改、续写《怀念振铎》一文止,④巴金“文革”后的写作,也是他最后阶段的写作,前后持续了整整二十年。二十年中,他完成了《随想录》和由他人编订的《再思录》,反思“文革”是两部作品贯穿始终的主题,直到最后一篇随想《怀念振铎》仍复如此。但在《再思录》中,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却止于《怀念二叔》,此篇之后不再有直接谈论或者间接指向现实症候的作品,而此篇之前这类作品也为数寥寥。陈思和先生在《读(怀念振铎)》一文中曾说:“从《怀念从文》开始,巴金先生曾计划用抒情散文的笔调来回忆半个多世纪的文坛旧事,清理自己与朋友间的各种是非纠纷,他的思路也逐渐从反思‘文革’进入对漫长的文学史的细节的梳理。”《怀念振铎》正是作者人生和文学生涯“总结计划”的一部分,是继《怀念从文》后的第二篇此类作品。该文从 1989年春动笔,“但不久社会风波动荡,他写了两千多字,再无心写下去稿子被搁置一边。”此时,作者虽搁置了《怀念振铎》,却积极地为写作《怀念二叔》查找典故,我想他是在“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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