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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198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历史意蕴及现实意义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2-21

论文关键词:“现代派”小说  历史合理性  现实传统  反省
  论文摘要:“现代派”小说在 8O年代经历 了发轫、高潮、衰落的过程,它的产生改变了80年代的整体文学风貌,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出于对当时文学现状的不满,“现代派”小说充当了文坛爆破手的角色,实现了对传统现实主义一统天下局面的反拨,提出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方向。不过,由于各种历史场力的作用,“现代派”小说没有及时地反省自我,过多强调了其历史合理性,而忽视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传统及主体建构;站在当前知识立场之上,“现代派”小说在其发展初期应当具备既勇敢反抗束缚,又不断反省 自我的流动品格。 
  “现代派”这个曾在五四登陆中国、5O年代后几乎被人们忘却的文学概念,伴随茹志鹃、王蒙、宗璞等作家作品的出现,在 80年代再次成为文学领域中的关键词。不过具有悖论色彩的是,一方面从对意识流技法的借鉴,到对现代主义精神上的模仿,再到自觉追求审美形式的创新,“现代派”小说的精神气质令当代文坛的面貌焕然一新,另一方面这股朝气蓬勃的创作潮流,后来又被文学史家贴上 “公式化”、“概念化”的标签。于是,回到 80年代的历史场域,重新体验人们呼唤“现代派”的真诚 ,在肯定其历史合法性的同时,反思其对文学传统的忽视,以求突破固有的惯性思维,便成为本文的主旨所在。 
  一、 “现代派”小说:简单的回顾 
  1979年,茹志鹃在《人民文学》第 2期发表具有意识流手法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如果说这是当代“现代派”小说的滥觞,那么王蒙的中篇小说《春之声》《海的梦》《蝴蝶》《风筝飘带》则更“使中国读者大开眼界”。读者、批评者耳目一新的不是这些小说的主题,而是小说的艺术技巧,王蒙因为“突破了传统小说的结构方式”受到批评界的肯定和支持,人们称他具有“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是一股革新的潮流”的体现。日王蒙等人的小说也由于大量运用象征、内心独自、自由联想、情感跳跃等西方现代主流文学惯常的手法而在中国大陆获得“现代派”的称号。不过由于 80年代初中国文学语境仍没有完全摆脱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人们对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还处于朦胧的认知之中,现代派只是过多地被定义在技巧创新上,形式并不是作家关注的最终目的,或者说这些技巧只是为了有效表现主题 ,而其本身却不是主题。王蒙曾明确说明:“我们搞一点‘意识流’不是为了发神经,不是为了发泄世纪末的悲哀,而是为了塑造更深沉、更美好、更丰实也更文明的灵魂”,无论是《我是谁》的超现实手法还是《剪辑错了的故事》中的意识流,似乎都有一个明确的旨归:再现“文革”造成的社会灾难,反思知识分子遭受迫害的根源,对“党群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思考。 
  肇始于 20世纪初期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从其发端就在思想与形式两个维度显示出与经典现实主义迥异的美学风格。从精神层面上说,现代派表现的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的衰落和“价值重估”,作为西方精神支柱的传统文化观念开始崩溃后西方人精神世界的“荒原”,以及现代文明带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多重异化主题;从形式层面上说,现代主义具有内倾性特征,因强调人的非理性内心生活与心理真实而被称为心理现实主义,同时热衷于艺术技巧的革新与实验 ,大量采用“时空倒错”、“内心独自”、“偶然结合”、“意识流”以及象征、隐喻、暗示等表现手法,对语言、符号、结构、风格技巧等形式因素格外重视。作品的主题并不仅仅体现在文本的“内容”之中,形式本身成了现代派作家的追求,形式并不必然的与内容相分离,它就是内容的生成之地,语言具有了本体论意义。 
  然而当现代主义观念被横向移植到中国后,人们仍在坚守着对“内容”与“形式”的旧有理解,形式与内容被刻意地区分,一直贯穿在初期“现代派”小说的创作中,批评者认为这正是“现代派”小说还不成熟的主要标志。随着《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出版,文学批评界和理论界对“现代派”关注的程度开始升温,程光炜认为“1982年发表的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和冯骥才、李陀、刘,fl,武的《关于‘现代派’的通信》的文章,是当代文学向‘现代主义’转向的一个重要识别界标。”1985年前后 《拉萨河女神》、《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苍老的浮云》等一批“现代派”色彩更加浓厚的作品发表,形式创新趋于成熟,人们便确切地认为中国的“现代派”小说已经成熟。这些小说基本放弃了对社会政治道德主题的追求 ,关心抽象的形而上问题 ,思考人的生存境遇,反映人们在生存的过程中的挣扎、痛苦、矛盾乃至荒谬。刘索拉的大学生们在追求价值和满足现实之问彷徨与挣扎;徐星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调侃人生,在游戏人生中获得的荒谬感。“且不说《你别无选择》的荒诞气氛与《第二十二条军规》是多么相似,即便是这篇小说的构思布局和细节处理也都受到那部黑色幽默小说代表作的种种影响。” 哒同时也是当代中国青年心理状况的真实展现,尽管他们内心世界的色彩比较暗淡 :痛苦、迷茫、彷徨,但谁又能说这不是追寻、求索后心迹的客观反映。刘索拉曾经说过“这种痛苦是非个人的”,他们“无所羁绊地在音响世界里驰骋 ,无所掩饰地袒露着自己的灵魂,他们求索与奋斗、痛苦与幸福的心迹,正好为一个开放的时代作证。” 
  二 、合法性:“现代派”小说的历史内蕴 
  “现代派”小说的出现给新时期文坛注入了活性因子,文坛因此变得热闹起来:“小说而有‘新潮 ’与‘传统 ’之别,始于一九八。年的‘意识流’热。读者也许还记得《春之声》、《夜的眼》发表时,在文坛上下引起了怎样的惊愕、困惑和欣喜。” “现代派”小说既使含有非常强的创新因素,也是它自身的应有之义,人们缘何会因为它的出现而“惊愕、困惑和欣喜”?相比之下,“现代派”文学在西方虽然以激烈反传统的姿态出现,但并没有导致人们如此的反应。 
  这首先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尴尬境遇,与作家在 80年的美学追求及他们在新的美学追求中的反叛意识有关。王蒙、李陀、张洁、宗璞等作家曾谈及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审美活动之问的关系,即随着人们生活的逐步现代化,传统的艺术方式应该自觉变革以跟上时代的节奏。“文学艺术,不论在内容或形式方面,都面临着一场突破”,尤其是“文艺形式也要现代化”,这意味着“应该讲打破传统”,不要在形式上搞一元化。传统的其实就是“现实主义”的,他们对批评界、理论界长期以来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定于一尊”的做法表示不满,设想能够引进现代主义,以突破那种僵化的现实主义预设的种种框架。作家们之所以选择“现代派”小说,而不是其他手段作为突破“传统”的急先锋 ,还因为西方“现代派”文学在 5O一70年代的中国文坛一直都是被批判、受压抑的对象。它因为“衰退与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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