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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及其意义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论文资源库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7-4

  一九四五年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是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奠基石。它在群众艺术实践的基础上,继承了民间歌舞的传统,同时也借鉴我国古典戏曲和西洋歌剧,在秧歌剧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拉开了我国现代民族歌剧的序幕。

  1943年,诗人邵子南从前方带着这个民间素材返回延安。这个故事在四十年代初开始流行于河北省的阜平一带。内容叙述一个被地主迫害的农村少女只身逃入深山,在山洞中坚持生活多年,因缺少阳光与盐,全身毛发变白,又因偷取庙中供果,被附近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在八路军的搭救下,她得到了解放。这些生动的情节立刻吸引了人们。为了向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献礼,鲁艺师生决定以它为题材,创作一个新型歌剧。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这个故事虽然带着浓厚的传奇性,却反映了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真实情况,它包含着“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的主题思想,因而是很有意义的。为了突出“鬼”与“人”的主题,歌剧特地安排了满头白发的喜儿在雷雨之夜的奶奶庙里,不期撞见地主黄世仁的场面。在这个场面中,黄世仁把喜儿当作鬼魅,引出了喜儿一段悲愤的唱词:“我是人!让你们逼成了鬼!”而在歌剧结尾处,全体村民和唱的主题是“太阳出来了”,喻示着“仙姑”重返村庄,斗争地主黄世仁,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白毛女》成功地塑造了杨白劳、喜儿等农民形象。通过杨白劳年关出外躲账带回的三样东西,生动地表现了一个勤劳善良的贫苦农民的十分朴素的生活愿望。二斤白面和一根红头绳,表明他希望能有一个起码的人的生活。门神虽是迷信的东西,却反映了他向往着摆脱地主压迫,过上平平安安日子的朴素要求。开头的一场戏充满了农村生活的情调,把杨白劳和广大受压迫农民的愿望做了充分的表现。但是他的这种卑微的生活要求却不能得到满足,反而被逼上绝路,含恨而死。杨白劳是在地主阶级长期压榨之下,尚未觉醒的老一辈农民的典型形象。他的悲惨结局是对万恶的地主阶级的有力揭露和血泪控诉。因而这个形象始终受到广大观众的深切同情。

  喜儿是《白毛女》的主人公,也是全剧所着力塑造的反抗的农民形象。她的性格和生活道路与杨白劳迥然相异。剧本在开头描写了她的天真淳朴,接着描写她在生活中所受到的一系列打击,最后才把她的反抗性推上了最高点。在她的性格发展过程中,正是一系列苦难的折磨,培育了她对地主阶级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在那场她与黄世仁在奶奶庙窄路相逢的场面,喜儿的满腔仇恨得到了一个喷发的机会。剧本描写她见到仇人时,“怒火突起,直扑黄世仁等,并把手里所拿的供献香果向黄世仁等掷去,如长嗥般地”呼喊:“我要撕你们!我要掐你们!我要咬你们哪!”在这种极为鲜明突出的表达喜儿的仇恨的情节中,完成了她的形象的塑造。“

  《白毛女》深刻地表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村的基本矛盾,即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恶霸地主黄世仁逼死了善良老实的杨白劳,抢走了喜儿并奸污了她,最后又逼得她逃进深山,过着“鬼”一般的生活。这些情节十分有力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凶残、狡诈、贪婪、腐朽的本质,表现了长期受着深重压迫的贫苦农民的悲惨命运,具有很大的典型意义。两千年封建社会中千千万万的农民的和杨白劳、喜儿有着共同的命运。剧本通过离奇的情节突出地表现了这种共同的命运,因此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共鸣。喜儿为了复仇而活,这是在特定环境中农民反抗精神的高度表现。剧本倾诉了农民的苦难,但它的着重点是在于激发人们对地主的仇视,歌颂农民对地主的顽强的斗争精神。这是它比较当时不少描写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的剧作具有更为尖锐的思想意义和能够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原因。剧本最后描写了在党的领导下,打倒地主阶级,农民得到了翻身。“鬼”变成了人,而且成为社会的主人。新旧社会两重天的鲜明对比,表明了只共产党才是农民的救星这一真理。

  歌剧《白毛女》通过剧中各个不同人物的关系,深刻地概括了当时我国广大农村中最基本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即地主与农民这两个对立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具体反映了在地主阶级残酷压迫下农民的血泪生活,通过杨白劳和喜儿这两个不同典型人物的遭遇来说明广大农民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向地主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真正得到翻身解放。因此,可以说歌剧的内容既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生活的现实,又给被压迫的农民群众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白毛女》是创造我国的民族新歌剧的奠基石。它在群众艺术实践的基础上,继承了民间歌舞的传统,同时也借鉴我国古典戏曲和西洋歌剧,在秧歌剧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为创造新歌剧开辟了一条富有生命力的道路。

  《白毛女》的音乐既对表现人物性格起到重要作用,又为广大群众所熟悉、爱听。在歌剧的表演上,借鉴了古典戏曲的歌唱、吟诵、道白三者结合的传统。喜儿的出场就是用歌唱叙了戏剧发生的特定情景:“爹出门去躲账整七天,三十晚上还没回还。”然后用独白向观众介绍了身世和家庭。其他人物,如杨白劳、黄世仁、穆仁智也都在出场时,通过歌唱作自我介绍,不少地方也用独白叙述事件过程。人物对话采用话剧的表现方法,同时注意学习戏曲中的道白。在道白与歌唱的关系上,则运用歌唱来叙述事件,回忆历史,介绍人物,衬托气氛,并在感情需要爆发时,用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由于转折比较自然,并不给人以话剧加唱的感觉。唱词有许多就是诗,而且颇有民歌特色,如:

  老天单杀独根草,

  大水尽淹独木桥,

  我一生中只有这一个女,

  离开了喜儿我活不了!

  这样的诗配上民族情调十分浓郁的曲子,使《白毛女》的歌曲长期以来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经久不衰。由于《白毛女》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它成了解放区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解放区报纸不断报道当时演出的盛况:“每至精采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每至悲哀处,台下总是一片唏嘘声,……散戏后,人们无不交相称赞。毛主席看了《白毛女》之后,也说过:不革命,行吗?

  虽然与那个时代相隔很远,生活在今天的我仍能从纸上幕间感受到《白毛女》带给当年中国的那一份感染和震撼。可以看出,在剧中传统戏曲的“积怨报恨”“变鬼复仇”等故事模式若隐若现,这些模式并没有削弱革命的彻底性,反而使故事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理想和愿望。纵观当下诸多标榜“小众化”,实际上毫无民众根基的先锋戏剧,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创新意识也是很直得我们借鉴与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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