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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适对钱玄同经学思想的影响-摘自论文资源库

崔适对钱玄同经学思想的影响
作者:李可亭 文章来源:论文资源库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7-31

  崔适是钱玄同的老师,也是对钱玄同经学思想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崔适是中国近代今文经学的殿军,其经学思想主要源于康有为。钱玄同一生受了章太炎、崔适今古两派相反的思想的影响,但他最后跳出家派,超然今古,成为促使经学走向终结的主要代表人物。崔适对钱玄同经学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培植了钱玄同今文经学的情结,扩大了钱玄同对经学的认识范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钱玄同超越今古的、埋藏经学思想的形成。

  一、钱玄同“以札问安,自称弟子”

  崔适(1852-1924年),字觯甫,号怀瑾,别号觯庐,浙江吴兴人。初受业于俞樾,和章太炎曾经同窗,受过古文经学的熏陶,治校勘训诂之学,对传统经籍有着深厚的基础。后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影响,专讲今文经学,成为中国今文经学的殿军。所着《春秋复始》,以《春秋毂粱传》为古文;所着《史记探源》,以《史记》本是今文学,为刘歆所窜乱,乃杂有古文说。钱玄同自认为他的老师有二人,一是章太炎,一是崔适。崔适是对钱玄同思想影响较大的第二位老师,从崔适那里,奠定了钱玄同对今文经学的认同感。

  钱玄同(1887-1939年),中国近代着名思想界、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古史辨运动的健将和斗士,浙江吴兴人,与崔适为同乡。1910年5月,钱玄同结束了他近四年的留学生活,从日本回国,先后在浙江海门中学、嘉兴中学、浙江省第三中学任国文教员。1911年2月,钱玄同在家乡吴兴请业于今文经学家崔适。1914年,崔适受聘于北京大学,《春秋复始》也在此年定稿。1914年9月,钱玄同应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之聘任该校历史地理部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后又兼任北京大学预科文字学教员。二人同在北京,钱玄同于是对崔适“以札问安,自称弟子”。[1]从此,与崔适保持了较好的师生关系。1924年崔适病逝于湖州会馆,钱玄同为之治丧。

  二、促使钱玄同经学思想发生转变

  钱玄同自幼读经,他自5岁起从塾师读《尔雅》、《毛诗》,到15岁前陆续读完了《周易》、《仪礼》、《说文解字》、《尚书》、《礼记》和《春秋》三传,对《史记》、《汉书》也已相当熟悉。

  钱玄同在读《春秋》三传时,喜《公羊》、《榖粱》而黜《左氏》。这种思想主要是受清代复兴的今文经学的影响。对此,他后来回忆道:“记得一九0一年,我那年十五岁,《春秋》三传都早已读过了,觉得同是一条经文而三传的记事和说义可以完全不同,乃至完全相反,实在有些古怪,因此常常翻《皇朝五经汇解》中关于《春秋》的一部分,要看那清代学者对于三传的考证和批评。在此书中见到引刘氏的《左氏春秋考证》,于是从《皇清经解》中找到原书来读,看他所考证的非常精当,从此我就不信《左传》了”。[2]刘氏,即清代着名今文经学家刘逢禄。与此同时,钱玄同又读了庄存与、孔广森等今文家研究《春秋》的着作,深信《公羊》最得经意,《左传》必有伪窜。[3]自此,他“愿为卖饼家,不做太官厨”。[4]这是钱玄同对今文经学的最初接触,也是对今文经学一种比较肤浅的向往。

  对钱玄同经学思想影响较大并改变其经学思想的第一位人物是古文大家章太炎。1906年,钱玄同19岁,赴日留学,考入早稻田大学文学系师范科。是年6月,因“苏报案”而被监禁的章太炎监禁期满,熬完了三年的铁窗生涯在上海出狱,到东京主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并在《民报》社开办“国学讲习会”。

  当时,钱玄同在反清排满的洪流中是倾向于章太炎的思想的,同时也“极端地崇拜”章氏的思想学行,把章氏作为模范,觉得章氏的议论是“天经地义”,章氏的主张为“绝对之是”。[3]在这种崇拜心理驱使下,到《民报》设听讲,对章太炎执弟子礼。同时,在《民报》社认识了一些当时的革命党人,如陶成章、刘师培、孙中山等人,参加了留日学生反抗清朝的革命活动,并在1907年经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

  章太炎既是一位革命家,又是海内外知名的学者、古文经学家,其开讲的主要是《说文解字注》、《尔雅义疏》、《庄子》、《楚辞》等有关文字音韵、训诂考据、诸子百家、古代历史等方面的学问。章太炎在讲学时,一边传授祖国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激励青年的爱国热情,一边利用讲坛,直接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对青年一代影响很大。

  钱玄同从章氏学,奠定了他的古文基础,启发了他后来从事语言文字学的研究。由于章太炎为一古文大家,所以钱玄同在经学思想方面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今文经表示怀疑,信古文而疑今文。随章太炎学习,影响了他们一生的道路。可以说章门弟子于学问、于性情都深受章师感染,钱玄同尤其如此。

  顾颉刚在谈到他和钱玄同的关系时说:“钱玄同一身受了章太炎和崔适两人的相反的思想的影响,对今、古文家都不满意,他常对我说这两派对于整理古籍不实事求是,都犯了从主观成见出发的错误。”[5]

  对钱玄同经学思想影响较大的第二位人物是今文大家崔适。钱玄同读崔适《史记探源》,认为《史记探源》为一“伟书”,系续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当时《新学伪经考》为清廷禁书,钱玄同以前没见过,此次借崔适藏本读之,于是大受启发。他说:自读康崔两先生之书,认为所论精确不易,乃昭然若发朦,知所谓“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者乃刘子骏氏取“左丘氏国语”所改作,易国别为编年,并窜入书法凡例,以冒充春秋之传。《周礼》亦刘氏伪造之书。不但如此,凡所谓古文经典悉为刘氏所造之赝鼎,此意至今犹然,且持之益坚。民国三年(1914年)始读康君之改制考,对于诸子改制托古之说,亦深信不疑。[4]钱玄同从师崔适,思想大为转变,信今文而疑古文,全面接受了今文家的观点。

  三、扩大钱玄同经学研究的范围

  崔适《史记探源》成于辛亥前,该书以今文学的观点推论《史记》的本质问题。钱玄同“自1911年读了康崔二氏之书,乃始专宗今文”。[6]专宗今文,使钱玄同对今文经学的推崇达到了顶点,同时也开启了他对儒家古文经典的全面怀疑。钱玄同曾说:“比较起来,还是今文较可信些”,特别是“古文为刘歆伪作”之今文观,“总觉得他们(康、崔)关于这一点的考证是极精确的”,[6]并且认为“康崔两君推翻伪古文的着作在考证学上的价值,较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犹远过之”。崔适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字字精确”,钱玄同进一步发挥总结,认为《新学伪经考》的最大发明有二:一为秦焚“六经”未尝亡缺,二为河间献王、鲁恭王无得古文经之事。[1]可以说钱玄同《新学伪经考》以及崔适的推崇是他终生不变的思想情结。后来钱玄同总以今文学派自居,定别号曰“饼斋”,刻一方“饼斋钱夏”的印章,到了晚年仍很爱这个称号。

  1.由疑《左传》发展到全面怀疑古文经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集疑古之大成,举古文经全面摧毁之,在思想界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7](P70)二十年后,这股飓风还在学术界、思想界回响,经崔适而受此飓风影响的钱玄同开始“知道所谓古文经是刘歆这班人伪造的”。[8]钱玄同由单独疑《左传》发展到对古文经的全面怀疑。“若就经义而言,古文固为伪言”。[9]并且,他的怀疑精神进一步发展,在1912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崔先生谓凡秦汉经师传授,不可信者居多,盖愈远而人愈详,如《七略》详于《史记》,东汉人说详于《七略》,逮三朝六朝,以至唐世之《经典释文》则传述人最为详备,岂有愈远愈详之理?则必不可信。如毋论古文传授本为刘歆伪造也,即于《公羊传》传授之西汉无道及者,至东汉戴宏乃言者之凿凿,则不可信也。此说最为精确。”[10]这一段话,简直就是后来“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原本。

  在史学上很有成就的顾颉刚,曾受过钱玄同很深的影响,他称钱玄同“兼通今、古文经学,而倾向于今文说,然实非今文家”,他认为钱玄同“态度是超今古的”。[11]事实上,钱玄同由于承传了章太炎、崔适(以及康有为)二位巨匠的学脉,又经历五四前后西方学说纷至沓来的局面,再加上当时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社会弊病暴露无遗,这一切遂使他逐步形成自己兼采今、古文同时又超越今、古文的经学思想,这实际上也是对近代今、古文经学的总结。

  2.倡“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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