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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对民主实现途径的探索|论文资源库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对民主实现途径的探索
作者:陈蔚 文章来源:论文资源库存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8-6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对民主实现途径的探索

  关键词:三代领导人 民主 途径

  摘要: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民主来说,选择实现的途径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选择了自下而上的群众政治运动.邓小平则强调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走“法治”之路,江泽民不仅继承这条正确的道路,而且将“法治”作为执政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制定出具体的民主政治建设基本纲领和措施。社会主义民主正一步步走出曲折,沿着正确的道路走向希望的目标。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民主该是什么样的呢?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要在中国实现“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川的民主建设目标。邓小平多次重提毛泽东的这一设想,也把获得这种民主局面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庄严宣告:“依法治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来说,目标确立后,选择实现的途径就具有首要的意义。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对此进行了不同的探索。

  一、毛泽东对民主实现途径的选择—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靠什么实现民主?毛泽东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革命战争时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认为实现民主主要靠党的干部的民主作风和制度建设两条途径,但强调前者是主要途径。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毛泽东本人政治影响的提高.他日益为亿万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所鼓舞、感染,越发信赖群众的热情和干部的作风.对制度的重视程度逐步下降,开始寻求通过群众性“大民主”的手段来实现民主。1958年秋,他明确指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民主的实现和群众运动开始融为一体。“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把群众运动当成了实现民主的主要途径。当然,这样做最终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没有带来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反而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毛泽东为什么最终会选择群众运动来实现民主呢?

  首先源于毛泽东对群众运动的认识。毛泽东之所以认为民主离不开群众运动.除了他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外,还源于他对群众运动的以下认识:第一,群众运动是人民群众实现当家作主的基本途径。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那么凡是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事情,就应该让群众参与。1958年8月,他曾要求干部在布置各项工作时都要经过群众鸣放辩论,指出计划指标不经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足。日弓他认为,“文革”中人民群众空前广泛地参与革命才最接近他所倡导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第二.群众运动也是人民群众实现自我教育的基本途径。人民的自我教育一直被毛泽东视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功能。这是一个创见。但他同时又认为,人民自我教育的实现只有在群众性斗争中才能实现。在毛泽东看来,反右斗争、“大跃进”运动和“文革”等“大民主”形式,是为人民群众提供的通过大风大浪分辨真理和谬论、区分香花和毒草,明辨是非、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解放的提高政治觉悟的极好途径。毛泽东的这些认识虽体现了他对群众创造力的尊重,但在那时的中国“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是打内战”。邓小平的话一语中的。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问题上,依赖群众运动的自发性,只能导致混乱。

  其次是由毛泽东的民主观决定的。毛泽东的民主观也有一个发展转变的过程,从革命战争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信奉“人民民主”、“人民主权”和“人民权力本位”,“人民”成为其民主观的核心内容。这时期的民主观不仅揭示出社会主义一定要民主的终极依据,而且从保障民主权利的行使的角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建。尤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第一部宪法的颁布,彻底解决了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但创建这些制度,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在制度问题上的认识的转变。1957年以后,随着党政干部队伍中官僚主义、腐败等问题的出现,毛泽东认为是对他1945年“跳出历史周期率”思想的违背,是由于群众没能充分、全面地发动起来。于是自然的结果就是选择能最大限度发动群众的、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内容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民主在这时毛泽东的思想中变成了绝对化的工具和手段,不要制度法律的“大民主”和群治思想成为这一时期毛泽东民主观的核心内容。

  第三,与毛泽东对制度和法律的认识分不开。毛泽东重视民主作风的培育,但并非无视制度建设。无论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对新中国基本制度的建设和共产党的一系列制度的创建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但是,毛泽东反对对制度和法律的迷信,认为它们是冰冷冷的“清规戒律”,不能适应生动热烈的群众运动,所以,制度和法律建设在他的民主思想中未占据突出和主要地位。因为在他看来:1.制度是约束、规范人们活动的因素,而不是直接激起人们活力的因素;只有正确的思想和政策才能启发、调动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创造历史的主动性。2.对于权力,毛泽东也认为要限制和制约,但他认为主要不是靠制度、法律,而是靠领导者的觉悟和权力的正确使用,靠把权力交给广大群众。他甚至认为,过分强调制约权力,会束缚人民和党的手脚,阻碍真正民主的实现。3.法律要有灵活性,法律条文要有足够的变化空间,以适应各种特殊的情况。4.法律主要是对阶级敌人实施专政的工具,而不是用于对付人民的工具。“文革”中提出冲破一切条条框框、规章制度和“造反有理”,便是他这一思想的极端表现。毛泽东对制度和法律的认识,是他对民主实现途径的探索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陷入失误的重要原因。

  二、邓小平对民主实现途径的设计—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历来讲实事求是。在“大跃进”后及20世纪fi0年代初,他就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对群众运动式的民主途径的怀疑。“十年动乱”后,邓小平深深体悟出“四大”和群众运动不是实现民主的好方法,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不能仅有“破”,更重要的是要有“立”。这个“立”,就是“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靠建立完善的制度实现民主,靠健全的制度保障民主,从而走出了一条实现民主的新道路。邓小平走上这条新路,有他深刻的思想根源。

  首先是他对中国共产党民主建设历史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和总结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形成了比较优良的民主传统。毛泽东本人不仅作风民主,而且积极倡导民主的作风,这种优良传统一直保持到建国后的50年代初。但这样也使人们形成了一种错觉,即只要依靠长期形成的作风、传统,就能防止出现类似斯大林和苏共的错误;即使出现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也能得到党中央的批判和纠正。然而历史的发展却背离了人们的意愿。一个具有悠久民主传统的党,却在后来的日子里对领导人的专制无能为力,对党的政策的变化无能为力,对人民群众的“苦难”无能为力。刻骨铭心的教训引起邓小平的深刻反思。通过反思他认识到:1.实现党和国家的民主,思想作风的培养固然重要,但要使民主不只是一时的存在,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就大胆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困。2.制度在防止个人专断方面具有决定作用。1980年8月,他明确指出,“文革”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3.只有建立起完善的制度,才能真正实现民主。1980年,邓小平号召:“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其次,邓小平民主实现新路的选择是他早期民主制度思想的延续、发展和成熟的产物。与毛泽东相比,在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虽没有能建立自己全面的民主理论,但作为党和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领导人,邓小平不仅深刻理解毛泽东的民主思想,而且有自己对民主的理解和思考。他在探索根据地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早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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